试论明代改土归流的影响

明代的改土归流对各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但也伴随着武力征服,具有不彻底性,带来了新的民族压迫,增加了行政经费。     

明代广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多重性特征

明代在广西实施改土归流的显著特征：改流具体原因较为复杂、改流开始的时间较早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改流的地方相对较少且成效不大、改流的实施大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改流进程中出现较大的反复性、改土过程存在明显的复杂性及归流结果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明代广西改土归流进程中关于设土与设流问题的论争

广西实施改土归流进程中,明代朝廷内外、朝野上下围绕着设土与设流问题曾有过激烈论争.在土官宜存宜废的问题上,各方意见不一,明显存在着认同上的差异.这场论争的焦点,是在明代广西改土归流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州县官吏是选用本地少数民族首领还是由封建中央王朝派遣流官充任.论争的实质,是在封建中央集权王朝体制下,要不要保留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实行少数民族地方自治的问题.结果,明朝廷审时度势,从维护封建大一统的目的出发,采取了合乎广西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改土归流政策和措施.     

土司制度的演变和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下)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消亡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同时,还阐述了改土归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土司制度的演变和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上)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消亡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同时,还阐述了改土归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试论雍正朝广西改土归流

雍正朝广西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采取审时度势、区别对待的灵活策略,给广西土司以莫大的冲击,实现了对土司区的直接管理。重视善后工作的开展,推动了广西社会的稳定。"以汉化夷"思想的指导,有利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目标的实现,促进了广西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     

论乡城县改土归流

清朝时乡城受理塘土司管辖,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川藏地区的统治,委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藏区实行了改土归流,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乡城县改土归流的基本情况。     

改土归流在贵州的实施情况与影响

改土归流是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政治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对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其不仅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贵州的控制,使贵州成为我国版图上一个新的行省,极大地影响着贵州的发展;而且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进步,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     

金树仁改土归流原因探析

金树仁统治时期,他应哈密维吾尔族人民"改土归流"的请求,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未加缜密调查,遽行改革,举措失当,引发哈密事变。此次改革的原因看似表面,但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中央与地方的权利之争。     

改土归流与苗族的迁徙

国内对改土归流以及苗族迁徙的研究卷帙浩繁,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各种通史和其他研究资料中,缺乏对改土归流与苗族迁徙之间关系的系统论述。本文主要是从苗族迁徙、改土归流以及改土归流对苗族迁徙的作用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使人们更深刻地了解改土归流对苗族发展的作用。     

地缘政治学视角下明王朝与播州土司的政治博弈

地缘政治学是观察社会行为主体相互关系的一种视角,其理论构建对于思考民族边疆问题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明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间的政治博弈,在明王朝的控驭下,从双方互利合作到失衡、对抗最终爆发战争,战争的结局是明朝铲除了杨氏在黔北七百余年的统治。探讨明王朝与黔北杨氏土司的关系及其变化的基本历程,可多角度、多层次地总结明代治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经验和教训。     

明代致仕官员概观

明代致仕官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官员的致仕形式主要有以老致仕、因病致仕、以养亲致仕、被强令致仕、官场失意等等；致仕官员享有物质照顾和政治特权，并接受明政府的管理；致仕官员以其自身的社会活动在地方上发挥着“正”、“负”两方面的作用。     

安南属明时期官员考述

永乐初,明成祖派兵平定安南后,郡县其地,并改名为交趾,设立交趾三司及府州县统治机构,采用流官主导,土官辅助的方式共同治理。在交趾属明二十年间,明朝对交趾地方官员也实施考满与考察相结合的考核形式,但与内地又有差别。由于交趾官员的整体水平偏低,加上考核的作用有限,导致吏治腐败,激起民变,这些都是明朝失去交趾的重要原因。     

灾害与明代吏治

受"灾异天谴说"的影响,明人往往将灾害视为上天的谴告,视吏治不修为重要的致灾之由,整顿吏治为重要的弭灾之道.为消弭灾谴,明政府一方面主动加强对整个吏治的整顿;一方面在官员因灾上言的推动下,在大臣因灾乞罢的传统之中对人事进行调整.可以说,灾害的发生为吏治整顿提供了重要契机.反过来讲,吏治对灾害也有着重要影响.明前期吏治较为清明则灾害较少,或有灾无害;明后期吏治腐败则灾害较多,或小灾变大灾.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动.     

略论明代文官的夺情起复

夺情起复是丁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有阁臣、尚书、侍郎等高级政务官、军务官、地方亲民官以及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近臣。由于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制，一些人便利用各种手段，营求夺情。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伦理问题，加剧党争。     

明代贵州提学官员与地方社会

提学官俗称"学政",贵州建省较晚,直到嘉靖年间其学政才走向专门化,其职责与他省一样,同为负责地方文教。其事迹在史籍中的记述较少,履历也多缺失。事功主要表现在化育边省人才与纂修史志两方面,而其文学创作则呈现出奇异的对立,作为自然人的抒怀之作多赞美黔地自然风光,持职业身份进行的撰述则抑山水而扬文教,二者均对贵州形象的建构起到一定的作用。     

试论明代王府官铨政制度

王府职官是自汉代正式形成的,专门辅导宗室、管理藩府日常生活和行政的特殊职官群体。明代对王府官的铨选、考核、升转和致仕的重视程度与宗藩地位的变化有莫大的关系。明代王府官铨政制度以正统为界,先后经历了由重视到歧视的更替过程。正统以后,王府官铨政制度的弊端导致了王府官庸、劣、老病问题日益突出,这是与明中后期藩禁制度的形成,宗藩权利受限以及明廷为解决"选人—官缺"供求矛盾休戚相关的。     

明代山东官员与教化的执行

在明代教化主旨之下,山东地方官员作为传播教化思想的主体,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体现在政治行为中,对百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官员对百姓教化的突破口,主要在于官员自身修养及其将国家强制政策转变成百姓的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