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语法”还是“词汇”

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确实充当过文化“语法”的角色，然而这种语法与其说是文化的自然选择，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且，在佛、道文化的冲击下，儒学曾几度动摇过其一尊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各种社会变量的活跃与改新，儒学业已失去了其“语法”地位，成为一种富有历史美学意义的“词汇”。因此，固守儒学“语法”意义的观点是不明智的，我们应当从文化生命的变易无常来看待儒学的当代命运。     

儒学“天人合一”说辨正——兼论其环境伦理学意义

传统儒学“天人合一”说的真谤乃是道德本体论，而非“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把儒学的“天人合一”顾名思义地释译成白话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此来阐发其环境伦理学价值，不仅是解义上的根本错误，而且也少有建设性，儒学“天人合一”说的环境伦理学价值在于，它提示一种新的文化和哲学视角。     

儒学对文明社会的适应性

儒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主要是对家族社会起和谐作用。儒学是人际关系学。儒家从个人修养着手,推己及人。它主张仁民爱物,已立立人,已达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而,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家族和谐和社会稳定产生了重要作用。近代工商业兴起之后,儒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谭嗣同的“仁学”,具有通向民主的因素;孙中山主张的博爱、天下为公,其思想渊源来自儒家。儒家所讲的诚信,在工商社会仍然有积极意义。儒学与“工业东亚”文明有密切联系。下个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经过改造,儒学可以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     

当代新儒家若干观点评析

关于中国史,梁启超曾有过一段颇具深意的论述。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的中国、亚州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所谓“中国的中国”系指殷商至秦帝国建立的阶段,其特点是中国形成了封建社会,尽管在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战乱频仍,但都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事情,而与外族无干;所谓“亚州的中国”系指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其特点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日臻完善,与亚州各民族的交涉日益频繁;所谓“世界的中国”系指乾隆末年至本世纪初,其特点是中国开始与西方交涉竟争,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 如果我们将儒学的发展也划分为阶段,那么可以发现,儒学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且与梁启超的中国史三阶段基本吻合。第一阶段,是儒学创立阶段,其形成是在先秦时期;第二阶段,是儒学成熟阶段,它经由宋明而至清初;第三阶段,即是近代,也是儒学衰落的阶段。 儒学,是在西方人侵华的枪炮声中走向衰落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     

隋唐时期佛教禅宗对儒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佛教在隋唐时期迅速勃兴，作为这个时期社会历史和化发展的结果，佛教广泛地影响着隋唐及以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学、艺术、哲学甚至于生活观念等诸多方面，这是对中国儒学思想影响的社会基础。借鉴本土的儒学“心性论”，佛学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丰富了中国古代儒学思想，其中禅宗的思想对中国儒学的影响最为深刻。     

泰州儒学的人本之思及其理欲之辩

泰州儒学强调以人为本。古代的泰州学者们十分重视人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强调尊身、保身。他们还从人性层面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层面对其身本思想进行阐述与论证。泰州儒学肯定人的情欲,但同时也主张节制不合理的情欲,尤其反对恶欲。泰州儒学还倡导公欲,主张义利统一,要求人们处理好义利关系,坚持义利统一,做到“知本”“知止”。     

关于儒学因时之变与应世之用的思考——从江苏卷“儒家思想”题的立意与设计谈起

2007年高考江苏历史卷第28题是一道以考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试题： 儒学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新儒家”“儒学复兴”“孔子学院”等现当代文化现象的出现,又反映了儒学的因时之变与应世之用。请简述先秦、西汉、南宋儒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主张,并说明中国古代历史上儒学地位的变化。     

百年来儒学研究境况历史回眸

儒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时序里，历经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和流变历程，尤其在从近代以来到现在的百余年间，是儒学遭遇空前危机和诸多诘难，也享有部分重建机遇的百年。这百年间，儒学的自身演进及学界对之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学界在“本位论”、“西化论”、“折中论”、“辩证论”这四种语境框架之内，形成了十六种主要学术派别和观点，反映了百年来学界研习儒学的精神风貌和历史境况。     

关于宋明儒学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学为主流，至宋明时期，形成了继承先秦儒学，整合儒、道、佛三教的宋明理学，是后期封建社会的新型意识形态。从北宋的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到明代的王夫之，宋明儒学历经六百多年，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高中历史新课程将这一内容放人思想史专题中，要求“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本文试图就现行各新版教科书对这部分内容的编写进行一些探究。     

古代中国“铁犁牛耕”方式的演变——人教版《历史必修Ⅱ》备课参考

中国古代农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旧石器时代“刀耕火种”的“火耕”阶段；二是新石器时代“石器锄耕”的“耜耕”阶段：三是铁器时代的“铁犁牛耕”阶段。“铁犁牛耕”方式的出现和应用是古代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古代人类把冶铁技术、畜力资源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激情评判：“五四”激进派对儒学的态度

“五四”激进派对儒学及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称为“激情评判”。在“五四”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因历史的重负和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激进派”对儒学不能不采取“激情”的方式去评判，但又因儒学的博大精深、精华与糟粕的矛盾统一以及“激进派”所运用的新思想，新方法理性因素的渗入，使创作“激情评判”中不参不渗入理性的成分。从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评儒的言论可以得出结论：五四激进派评儒时所批判的并非佰学的全部、儒学的精华，而是“独尊”或“一统”的儒这－儒都；批判的锋瓦并非指向古人，而是指向今人，并非反对儒学的历史价值，而是儒学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背离；并非诘问儒学历史的功过，而是挟击儒学被当时政治社会的利用；并非指向精神超越性的伦理道德，而是指向强制性的伦理道德。“激情评判”对反思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创造新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试析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从考察民族精神的性质入手

考察民族精神的性质可知：民族文化的精华、稳定性与流变性的统一、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是民族精神的本质规定。因为儒学具备了这些本质规定，所以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这是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儒学何时成为官方哲学的思考——从岳麓版“宋明理学”一课教学说起

有位老师上课题为“宋明理学”的公开课,在授完新课后,随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概括归纳中国古代历史上儒学地位的变化。”课堂上,学生围绕问题议论,该老师最后总结并展示：“先秦时,儒学只是众多思想流派中的重要一家。西汉武帝时,儒学开始居于统治地位。明清两代,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就在大多学生摘抄、记录老师这一展示内容时,一个学生突然站起来,对老师的概述提出质疑：     

官箴书论官员退休

官员退休是古今都十分重视的大问题。本文将散见于我国古代官箴书中关于退休的论述归纳为“官员年老体衰，应及时退休”、“看轻名利富贵，方能愉快退休”、“退休后宜正确对待自己”等三方面内容，并指出它以儒学为本，宋代新儒学兴起后，更力图用伦理道德力量压制官员心中的私欲，以弥补官员退休制度的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中国传统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必修（Ⅲ）中的第一个专题。该专题的内容标准是：“（1）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2）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3）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4）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这些知识点在现行统一教材中都有。用新课标的专题进行高考复习，不失为第二轮复习的一个路径。     

儒学“天人合一”说辨正——兼论其环境伦理学意义

传统儒学“天人合一”说的真谛乃是道德本体论 ,而非“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把儒学的“天人合一”顾名思义地翻译成白话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以此来阐发其环境伦理学价值 ,不仅是解义上的根本错误 ,而且也少有建设性。儒学“天人合一”说的环境伦理学价值在于 ,它提示一种新的文化和哲学视角     

论明代儒学中的民族观及其影响

明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较为复杂，民族问题对明代政治及化等方面有较大影响，这从明代儒学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民族观中可以得到反映。明代儒学中的民族观的形成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它无论是对明朝民族政策的制定，还是对明代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都有多方面的影响。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元代理学

元朝通过灭辽、南宋，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元朝在实现大统一的过程中以及在实现大统一之后，都推行汉化政策，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封建化，而且注重吸收汉族儒学为主的思想文化。通过推行汉化政策，尊崇儒学，巩固了政权和大统一的局面，同时促进了儒学的承续和发展。元代，理学被尊崇、传播，并上升为官方学术地位，不仅是统治者政治上的考虑，还有赖于理学家的提倡与努力。这些人以儒家传统的“道”自任，并积极地以此去影响统治者，其中，赵复、许衡起的作用最大。     

“儒学对中国古代科技作用的研究”断想

儒学对中国古代科技的作用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近代以来，学术界和思想界对该问题大都持“消极作用论”；改革开放以后，论及此问题时的一般模式是：既谈消极作用，也谈积极作用。不过，不论持哪种观点，相当多的人都表现出了先入为主或浅尝辄止的井病，甚至可以认为，该问题根本就没有获得真正解决。为此，科技哲学界和其他各界应重视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从宏观角度研究每一历史时期儒学对中国古代科技的作用，而且，注意为儒学的作用准确定位，原原本本地理解儒学，以及加强实证性的微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