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歧路：未来我们还能看得起病吗？——“强化政府责任”而非“扩张政府权力”——从“医改失败”看中国公共服务部门的问题

所谓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小政府”的说法，其本意是要减少束缚而不是取消保障，是限制权力而不是推卸责任。     

“看不懂”的神木与宁陕

在激烈的争议与褒贬中,陕西神木县表示,全民免费医疗将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 相对有钱的神木搞“免费”医疗让人“看不懂”,绝对贫困的陕西宁陕县决定从今年开始试行包括高中的12年义务教育,显然就更让有些人纠结。也许,并不是他们的决策有问题,而是我们长期被“不可能”“没法做”等逻辑浸淫的思路出了差池。     

“忧患意识”与“问题报道”

“忧患意识”和“问题报道”向来紧密相连:职业的责任感和各种各样问题的存在使新闻工作者心存忧息;而新闻工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使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和问题背后的情况得以公之于众。如何通过“问题报道”给社会、给自己留下一些经得起时间冲逝而积淀下来的东西,是新闻理论界和新闻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纵观我国现今媒体新闻报道,能够提供内含“忧患意识”、内含一些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大问题的有份量的报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幼儿园荒”中政府的责任

曾几何时,教育与医疗、住房共列三座“新大山”之中,当时的教育尚指义务教育性质的中小学教育。如今,教育难也蔓延到幼儿园,出现了公办园“稀缺化”、民办园“两极化”、优质资源“特权化”、收费“贵族化”等现象。     

换一个角度看“把关”

只要宣传主管部门一强调“把关”，一些媒体很容易想到的就是“紧螺丝”，这实际上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把关”是否就意味着捆住大家的手脚?是否就意味着扼制了大家的创新追求?是否就意味着无所作为?这些认识问题不解决，就会对“把关”产生消极甚至抵触情绪；即使“把关”，也会是盲目的而不是自觉的、被动的而不是能动的。最终，使我们的新闻宣传效果打了折扣。     

“新闻不是宣传论”质疑

有新闻学者肯定地断言:“新闻不是宣传”,理由是:“记者是与事实,而不是与观点打交道。”持此观点者主张“新闻等同于事实”,应是“事物本来面目的自然呈现”,不应“包含意见和倾向”。这种“新闻不是宣传论”     

我们是如何“被医疗”的

我们把疾病的界限推得太远,而把治疗的门槛设得太低——那些仅有轻微问题的人群因此而暴露在治疗中,其危害却无人问津,这样的“医疗化的生活”有弊无利。而不为人知的是,很多参与定义疾病的医疗专家小组成员与医药公司有着密切的利益纠葛。     

白血病孩子的“救命计划”

病人们需要“豪华套餐”还是“经济方案”?中国的个别医院,开始给那些看不起病的人提供最经济的治疗手段。其成功实践似乎证明.医疗费用并不是没有降低的可能     

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本文认为 ,批评性言论所引起的政府机构名誉问题 ,主要是一个公法性质的问题 ,可以考虑以公法方面的规定来代替在私法上赋予政府机构名誉权的做法。免除针对政府机构的批评性言论侵害名誉的民事责任 ,并不是说这种言论可以免除一切法律责任。在这一问题上 ,法律可以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已经造成或极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和侮辱性言辞 ,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信息纠正中的“逆火效应”

“逆火效应”：媒体很难有效地驳斥错误信息、改变人们的观念,反而常常强化人们固有的观念 在你看来,下面哪个标题更有说服力： “奥巴马说,我不是穆斯林” “奥巴马说,我是基督徒” 第一个标题是对一则影响深远的错误信息的直接反驳和毫不含糊地否认。奥巴马直接驳斥了信息的虚假性。 第二个标题采取了另外的途径,确认奥巴马的真正信仰而不是否认错误信仰。他是在确认而不是纠正。 在说服人们相信奥巴马的信仰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哪个标题更好呢?专门从事错误政治信息研究的学者的最新调查发现,后者可能更好些。     

媒体“拔高”，老百姓心里“拔凉”

“舆情应对能力”是什么？这是一个不妨先从反面来回答的问题——“舆情应对能力”不是什么。     

“抱西瓜”与“拣芝麻”——谈谈批评报道的选题艺术

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并不是不要批评报道。新闻批评是新闻界公认的最大难点,如何坚持和改进新闻批评,确是摆在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不容回避的一个难题。其中当然包括新闻批评如何选题的问题。“西瓜”与“芝麻”比喻的是批评报道选题中的大与小。这里主要是指批评题材教育意义的大小而言,而不是指被批评者机关、干部地位的大小。     

浅论基层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化物”更“化人”

图书馆信息化建设需要的不是机械叠加的新气象的“化学反应”。而拥有“信息化”剂。是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所在。“物理反应”,而是不断生成新事物,催生素养的图书馆员则是“化学反应”的催化     

谈谈“档案学”的命名问题——兼谈档案学与档案馆学的差异

众所周知．图书馆学命名为“图书馆学”而不是“图书学”．博物馆学命名为“博物馆学”而不是“文物学”．二者都是以保存机构命名．而不是以保存物命名。那为什么档案学命名为“档案学”而不是“档案馆学”呢？     

“综合征”不是“综合症”

前一个时期,许多新闻媒体相继报道了在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由于使用“贫铀弹”而造成超标辐射,破坏了生态环境和人类的食物链,并导致污染地区肿瘤、心血管及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增加,对这种病症现象统称之为“巴尔干综合征”。 可是,大部分媒体却把“巴尔干综合征”错报为“巴尔干综合症”。只有新华社通稿和《参考消息》及一些卫生专业报刊始终如一坚持报道为“巴尔干综合征”。 “综合征”,在医疗上是指出现症状不同而又有相关联系的多种病症现象的统称,是常用的医学名词。“巴尔干综合征”,显然是泛指在巴尔干     

深度报道如何做“深”？

“深度”与“问题”深度报道最核心的部件就是“问题”,揭示的“问题”越重,社会关联度越广,所达到的“深度”越有价值。深度报道不是一种文体,而是一种职业态度：永远追问“问题在哪里”,永远追逐“问题”背后的“问题”。深度报道最稀缺的不是时效,而是“独家问题”。放弃难以做到的抢发新闻,专注于开掘沉在热点底层的“问题”,对于纸媒来说,或许是一种强项。     

媒介融合时代的“合”与“分”

媒介融合并不仅仅意味“合”．更意味“分”。融合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合”是为了更好的“分”逼过融合达到更高层次的多样化，这才是媒介融合的终极目标。     

从新闻职业角度阐释和贯彻“走转改”

最近新闻界开展“走转改”活动.目前新闻界确实问题较多,要求到一线采写东西是应该的.但用“走转改”来要求党政机关是适当的,而媒体不是党政机关,记者不是领导干部.专业新闻传播是一种社会职业,其特征如马克思所说:“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记者到一线不是领导干部体验生活,而是要能够抓到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而且新闻有强烈的时效性特征.这些是不能通过简单地要求“走基层”就能做到的.当然,先从“走基层”做起,也是好的.     

学生不是改革实验的“白老鼠”

脱离社会现实的教育改革往往由于问题层出不穷而朝令夕改,这种“改革”成本最终要由学生承担。从根本上说,只有学校确实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单位而不是行政体系中的一个“行政单位”,才有真正为“素质教育”而废除考试的条件     

媒介融合时代的“合”与“分”

媒介融合并不仅仅意味“合”，更意味“分”。融合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合”是为了更好的“分”，通过融合达到更高层次的多样化，这才是媒介融合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