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效应评估

为加快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得到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并分析区域异质性和试验区类型差异性的影响效应,从而探讨创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创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并且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与区域发达程度有关,其中对东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但同时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数字经济的后发赶超提供契机;影响效应差异在短期内并不显著,但从长期来看跨区域类型试验区有更深远的政策效应;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表现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规范市场环境等方面.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贯彻大数据战略、构建发展评价体系和创新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商业模式等政策建议.     

数字技术发展、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能力——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分析

为评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果,推动我国数字技术发展,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从数字技术的相关政策视角出发,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试验,利用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广义空间模型考察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够发挥政策红利,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产学研合作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赋能企业创新能力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本地和邻近地区均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凸显其示范引领作用正在逐步扩大。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基于2013—2020年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了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能力的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对区域创新实力、创新效率和创新潜力均有显著积极作用。同时,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提升本地区的创新能力,而且能够带动邻近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是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创新能力的两条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的改善效果显著。研究结论为新时代促进区域创新空间优化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12—2018年286个城市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准自然实验,考察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评估问题。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数字经济的有效性主要通过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推动智能化发展、促进区域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机制实现。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驱动,集中于中西部城市、三四五线城市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且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呈现“波动上行”特征。研究结果为深化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经验借鉴。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时空效应

在中国“双碳”目标背景下,关注数字经济减碳效应在农业领域的影响。利用2010—2020年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引入社会化服务角度,通过回归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并从时间和空间两维度刻画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动态效应和溢出效应,以期为依靠数字化路径实现农业低碳转型和“双碳”目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供量化支撑和理论依据。结果发现：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且通过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这一路径会间接影响该抑制作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确实存在滞后效应,对将来的农业碳排放强度仍存在较强抑制效果;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其他省份农业碳排放强度也存在显著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由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增强,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基于此,提出要提升相关农业社会化服务数字化水平、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时间红利等建议。     

面向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数据政策量化评价及关联效应分析

大数据是推动数字经济形成与繁荣的重要引擎，而大数据政策的颁布则能够有效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框架并考虑各项政策外部条件因素的基础上，采用修正PMC指数模型等构建面向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数据政策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对大数据相关政策进行量化分析，最后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政策量化值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度。研究结果能够为今后各区域制定和完善大数据政策和有效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长三角数字一体化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数字经济驱动视角

数字经济是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战略发展目标,需要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2013-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并从要素配置角度入手,深入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从细分的维度看,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推动数字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数字发展环境对区域一体化有正向推动作用,能够有效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2）数字经济的资本、技术和人力三种生产要素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有显著正相关作用,加大对数字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够显著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因此,应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数字产业、构建良好数字发展环境,加大对数字相关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投入,提升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对就业多维影响的机制与对策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未包含西藏、港澳台）2011—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度了各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相关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就业水平的多维影响与空间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整体发展势头迅猛,但局部发展不平衡,省份间差距较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区域就业水平的重要因素,表现为对本省域就业规模、就业结构与就业质量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仅在就业规模与就业结构方面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保障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与技术创新水平在不同程度上对区域就业水平产生作用。因此,应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同时重视弥合“数字鸿沟”,通过数实融合拓展就业规模,数字转型优化就业结构,人才培育提升就业质量,以进一步提高区域就业水平。     

数字经济驱动下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效应

目前以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为研究对象,从数字经济视角分析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以下简称“两业”）融合效应的研究较为缺乏。为此,立足于大湾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和我国“十四五”规划所倡导的推动深度融合的战略导向,在分析数字经济驱动两业深度融合的作用机制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两业融合和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数,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发展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大湾区两业融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相比于港澳两地和中心城市,对珠三角地区和外围城市的两业融合的影响更大;扩大市场需求从而引发质量变革是数字经济驱动两业深度融合主要路径,起着提升两业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作用。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从实施动态化和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建立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协同发展机制以及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的进程等方面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创新效率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下，如何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对中国加快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本文以中国大陆分地区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熵值法和随机前沿方法，分别测算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能否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研究发现，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区域创新效率，并且数字经济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了其他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在考虑了不同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阵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相关结论为充分有效地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而促进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提供政策启示。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国际竞争力

基于2003至2017年国内省级面板数据和跨国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功效得分法，本文研究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国际竞争力。从移动网络及人才培养、通信技术承载力、经济技术基础三个维度构建国内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测评体系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突出的省际差异主要反映在通信技术承载力和经济技术基础两方面。从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三个维度构建国际数字经济发展测评体系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排名全球第二，但数字化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人才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美国。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推动作用,但是有关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影响的研究较为少见。文章使用2005—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构建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测度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绩效。此外,文章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绩效整体偏低,并且绿色发展绩效均值在地区和城市之间存在空间异质性;(2)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绩效存在促进效应,同时会对周边城市的绿色发展绩效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其稳健性得到检验;(3)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多重中介效应,并且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比例更高。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数字经济背景下,科学衡量我国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和主要驱动路径对于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和数字化效益转型三方面构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并将改进熵权法和灰色关联模型相结合,对各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法,从技术、市场、政府三个维度的“组态效应”研究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区域发展不平衡,但总体仍遵循东、中、西梯度空间分布格局。各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驱动路径有5条,可将其归纳为资源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种模式。研究结果揭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背后的多重因素间复杂本质,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践启示。     

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先行先试政策推广评估理论研究——以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为例

在充分考量当前先行先试政策研究在政策实施效果和推广评估以及普适性方法论不足等缺口的基础上,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从先行先试政策的行动舞台、外部变量、互动模式、评估准则、结果等方面提出普适性的先行先试政策推广评估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以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为例开展案例研究,从大数据制度创...     

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发展———知识流动的中介作用

基于中国2013-2018年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构造了中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发展的事实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地区创新发展，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实用型和外观型创新的驱动作用显著强于对发明型的驱动作用，数字经济创新效应具有显著结构性特征；知识流动在数字经济驱动地区创新发展中具有显著中介作用，且对不同创新类型的中介效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数字经济创新效应具有显著地区差异，发达城市的数字经济创新效应显著高于经济水平落后城市；知识流动在同级别城市中的中介作用显著高于跨级城市，知识流动在经济落后城市中的中介作用显著高于经济发达城市。数字经济能通过知识流动的中介作用助力城市创新发展的“强强合作”与均衡发展，为中国有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重要政策依据。     

数字化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

伴随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加快，数字化能否有效促进传统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基于技术整合能力视角，以2016-2019年中国沪深A股资源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综合水平及其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素养、数字经济和数字应用五个分项指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内在机理。通过运用变异系数法和Stata15.1软件，研究发现：地区数字化综合水平及其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经济和数字应用等四个分项指标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型”影响；技术整合能力正向调节地区数字化综合水平及其五个分项指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快提升地区数字化水平和增强企业技术整合能力，对促进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创新型城市设立与区域创新能力

     探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创新绩效,为实现创新驱动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参考。本文运用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机制,基于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对创新型城市设立的政策效应及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创新型城市设立可以显著增加城市创新数量,并提高以实质性创新、可持续创新和产学研协同创新表征的创新质量;（2）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设立对东部及南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更加显著;相对于三线城市,对一、二线城市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影响系数值随城市等级的降低逐渐减小;进一步研究表明,试点政策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创新型城市设立可通过吸引高质量人力资源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国家应继续支持创新型城市建设,因地制宜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同时促进创新路径多元化发展。     

国家高新区是地区“稳外资”的有效载体吗——来自我国276座城市的证据

以相继设立的国家高新区为实验场景,利用1994—2017年中国276座地级市数据,通过多期倍差模型检验国家高新区对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国家高新区促进地区吸引FDI,尤其东部地区,以及自然资源依赖度低、市场及人力资源优越的地区;(2)上述政策效果通过提高地区产业集聚、科技创新及基础设施水平而实现的。本文为国家高新区政策评价不一的结论提供微观证据,并对深化市场对外开放的系列改革提供建议。     

国家高新区设立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影响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高新区设立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整体看高新区设立显著促进了高技术产业发展。据高新区所属地城市发展水平、城市所在地区和高新区自身所处生长周期不同,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发现二线及以下城市高新区设立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影响显著,一线城市高新区设立对高技术产业发展没有显著影响;中部地区城市高新区设立能够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高新区设立不显著;初创期和发展期高新区设立有效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成熟期的效果不显著。因此提出建议：充分发挥国家高新区设立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导向作用;因地制宜加强高新区质量建设,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高技术产业发展不能仅依赖高新区政策,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