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哲学解释学的《论语》教育理念管窥

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首,《论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代表了儒家尤其是孔子对教育一以贯之的理念和态度。以哲学解释学的视角,从教育内容及目的观、教育过程观、教育方法观、教育师生观、教育中的语言及作为实践智慧的教育等方面,发掘并梳理《论语》中儒家基本而普世的教育价值与思想,以期对现当代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某种借鉴。     

汉赋题材与汉代《诗经》学

汉赋题材以宫室台榭、田猎、祭祀、乐为主。汉赋取材的这种特点,明显打上了汉代《诗》学的烙印,体现了与汉代《诗经》学的深切关联,是汉代《诗经》学影响的结果。     

汉赋写作技法与汉代《诗经》学

汉赋在写作技法上,表现出夸饰、用史、杂说、谶纬衍文和模拟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明显地打上了汉代《诗》学的烙印,体现着与汉代《诗经》学的深切关联,是汉代《诗经》学影响的结果。     

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

《诗经》学从汉初的压抑中奋起、文、景时期、积极进取，逼黄老思想退位；武、昭、宣时期，屈居于《春秋公羊》学之下，仅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之一；元、成、哀、平时期，成为治国主导思想；进入东汉以后，又让位于《孝经》，渐渐远离政治中心，就《诗经》学内部来说，文、景、武、昭、宣时期，《鲁诗》学盛行；元、成、哀、平时期，《齐诗》学超乎其上，东汉《毛诗》学兴盛，《韩诗》学亦稍有起色。《诗经》学作为上层建筑，与政治关系的远近，决定于它满足社会需要和统治需要的程度。     

《诗经》婚恋诗和汉代婚恋诗比较

《诗经》和汉代诗歌中的婚恋诗有许多共性,同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同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珠玉。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二者必然会产生差异。本文试图从主题到形式等角度,对此作一比较,并探索婚恋诗从诗经时代到乐府时代的发展轨迹。     

管窥《诗经》中的爱情观

作为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留下了许多古代社会青年男女爱情的印证。《诗经》作为遗留了2000余年的一部巨著,是中国唯一一部脱去了脂粉与俗气的情爱文学圣典。《诗经》中的爱情主要集中在《国风》里,小雅里也有些,以《郑诗》、《卫风》里的情诗最为有名。这些诗主要是民歌,主人公基本上是对爱情强烈追求的青年男女。这些诗篇毫不掩饰地歌唱了人们心中的爱情及渴望。从《诗经》中看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古人的爱情观,未尝不是一件趣事。     

《诗经》尚子诗管窥

尚子习俗是古代颇为流行的一种习俗，尤其在先秦时期，在科技落后的远古时代，生育现象不能为人们所理解阐释，于是求助于神明卜筮，形成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的尚子习俗。《诗经》作为先秦时期的一部学作品，上承远古，下及周春秋时代的社会生活，其内容涉及到许多有关的尚子习俗，留下许多直接反映人们尚子观念的诗。这些诗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人们的尚子心理、习尚，下面我想就其中具体篇目作一些分析。《诗经》中反映尚子习俗的诗篇很多，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我们主要来谈谈《螽斯》、《苯莒》、《桃天》、《椒聊》、《绵》。先说《螽斯》。     

略论汉代《诗经》学礼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汉代《诗》是经学的基础。汉代《诗经》学重在礼制建设，尤重庙制和郊祀，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宗室对君主地位的认同感，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巩固。     

孔子《诗经》诗学观管窥

孔子的《诗经》诗学观,集中反映在《论语》之中。孔子对《诗经》整理、选删的思想原则标准、对《诗经》外交政务交际功能、对《诗经》诸种教化功能,都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们应当历史地、全面地、准确地学习、研究和把握孔子《诗经》诗学观,并使之传承光大。     

清代"诗经学"流派述略

有清一代诗经研究略分八派，兹逐一论述其得失，以时间为序，大致勾勒曼殊十朝“诗经学”之成就。     

汉初《诗经》传播与四家诗的形成

汉初<诗>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经典复原"的成功.经师们靠记忆口头传授,一人不能独尽其经,阜阳诗简之所以<稚><颂>阙如,即是证明.<毛诗>则为藏干隐密而得以幸存的<诗经>全本.在经典复原过程中,<诗>学传播呈现出了无序状态.,随着大师的出现,始有了齐、韩、鲁、赵<诗>学传播的区域性特点.政治力量的介入,使<诗>学传播由无序走向有序,逐渐形成了四家<诗>派系.     

《诗经》与汉乐府弃妇诗差异之比较

《诗经》与汉乐府中均有一定篇幅的弃妇诗,由于时代等方面的不同,《诗经》与汉乐府中的弃妇形象也存在很多差异。汉乐府中的弃妇形象类型比《诗经》多,所刻画的弃妇形象比《诗经》中的更为生动饱满,性格特征也更为复杂;在面临被弃命运时她们或者更具有奴性或者反抗更为决绝。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汉代女性所受的礼教约束较之前代大为增强。     

董仲舒与汉代《诗》学三题

董仲舒在汉代<齐诗>的传承谱系中隐而不彰,但他却是奠定<齐诗>阴阳五行基本性格的重要人物;董仲舒提出以<诗>作为汉代宗庙祭祀制度的法度,使<诗>成为构筑汉帝国政治权力的知识基础;董仲舒提出的"<诗>无达诂"说强调把理解的情境性和文本的微言大义结合在一起,其所持的经学立场与后世诗学和文论所注重的主观阐发的倾向有异.     

从《汉书·艺文志》称《诗》,看《诗》在西汉的传本

《汉书·艺文志》对《三家诗》和《毛诗》均有著录.通过对《三家诗》著录的考察,认为“故”和“传”分别为汉人不同的解《诗》经文的方式.又联系汉代人和清代人对“故”和“传”的解释,认为“故(故训)”是对《诗》经文属于文辞方面的解释;而“传”则是对《诗》经文属于内容方面的解释.就《毛诗》系统说,今所谓《毛传》,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故(故训)”;今所谓《毛序》,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传”.以此出发,揭示出西汉《诗》(特别是《毛诗》)传本的状况,并对纷争不休的《毛诗序》形成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视角.     

用现代阐释学观点观照历代《诗经》的解读

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一反传统解释学对文本＂唯一正确＂的原意的追求,突出强调了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用伽达默尔阐释学观点观照历代《诗经》的解读,可以明显地看出,以政教范式解《诗》的诗经汉学,以理学范式解《诗》的诗经宋学和以考证范式解《诗》的诗经清学都打上了时代烙印,体现着文本作者视域和理解者视域的融合。     

《诗》“辟雍”考

《诗经》雅、颂中一些涉及到“辟雍”的篇章可以证明，作为西周重要礼乐建制的“辟雍”，是西周中期、具体说是周穆王时期才建造的，其直接的缘起是大祭文王。以此为标准，也有助于厘清几件青铜器的断代误差。     

汉代四家《诗》立于学官考辨

《毛诗》于平帝元始五年立于学官,终王莽之世。《鲁诗》立于学官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后。《齐诗》立于学官不迟于昭帝元凤元年。《韩诗》可能是在昭帝始元五年立于学官。学者或以为三家《诗》立于文景之世,或以为立于武帝置五经博士时,或以为三家分派在石渠阁会议之后,以及以为《毛诗》是元始四年立于学官的,都是错误的。文景之时尚无专经博士;武帝置五经博士明确了其顾问团为儒家性质,当时经派意识尚不明晰;石渠阁会议之前三家已经分派,史书叙宣帝增置前博士不数《诗》博士,是因《诗》博士在宣帝增立时无所增立。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关系,如同《草木虫鱼疏》、《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样,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诗经》的曲式结构分析

从音乐学的角度来解读《诗经》,认为它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歌词集。在乐谱无传的情况下,通过对《诗经》文本的节奏句式、韵部转换和章节划分三个方面的考察,在杨荫浏先生的研究基础上,作了更全面细致的分析,认为同调反复的分节歌形式是《诗经》时代的基本曲式,而后代民歌与艺术歌曲的一些常见曲式,在《诗经》时代已基本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