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的悲剧人物

悲剧人物的生活命动具有多样性，多次性，其性格也多有丰富性与完整性，但是，悲剧人物均以积极思想去面临痛苦与灾难，从而表现出一种顽强蓬勃的生命力。     

《史记》中的项羽形象分析

《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通过对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关键场面的刻画,完美地塑造项羽这一悲剧英雄形象：有勇有谋,天生骁勇善战;目光短浅,无政治雄才大略;仁慈宽厚,多情重义。文章通过项羽形象分析,指出项羽悲剧的根源不在于天,而在于他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在于他人格的矛盾与对立。     

论《史记》人物的悲剧性

《史记》中的英雄多为社会悲剧或道德悲剧的主人公,胸怀大志勇于进取、有奇才奇能又建奇功却结局悲壮。司马迁秉持唯物史观,其坎坷的个人际遇,适逢春秋战国至秦汉奴隶制—封建制过渡期剧烈的社会变动,时势造英雄,使《史记》中塑造的悲剧人物为历史史书罕见。     

论司马贞补《史记》意识在《史记索隐》中的体现

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的初衷是要续补《史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程没能完成,进而改为注解,因而《史记索隐》中也常常体现司马贞补《史记》的残留痕迹。古今学者对司马贞及其著作的研究多集中在"三家注"之一的《史记索隐》上,对司马贞的补史工作或是视而不见,或是只作只言片语的讨论。然而,明确司马贞续补《史记》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在《索隐》中的体现,是我们做好《史记索隐》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环。     

论《史记》的象征主义倾向

由于司马迁处于逻辑性思维高度发达的时代,因此《史记》中据实而录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渗透着他对当时社会的深刻观察和认真反思.《史记》记载的许多历史人物往往成为一类高度的典型;它所展示的历史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则因其体现了社会的本质和生活的必然而不断在历史上重演、复现.《史记》提出了大量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人生命题,因而它超越了实录的历史和形象的文学而步入了哲学的境界,呈现出象征主义色彩.司马迁记载历史人物时在实录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了清醒的选择,这体现了《史记》象征主义的自觉意识.同时司马迁对历史现象的悲剧主题体会尤深,这就使《史记》的象征主义具有了悲剧色彩.《史记》象征主义的方法学价值正是在记叙和观照中得到了体现.     

关于《史记》悲剧的界定

文章认为悲剧可分为广义的悲剧和狭义的悲剧，《史记》中的悲剧性散文属于广义悲剧的范畴。     

论《史记》中的智者人格

智者人格是特定时代形成的人格模式,其人格构成往往以坎坷、挫磨曲折的人生经历为前提,以洞察、敏锐、超越为基本素质,以事功目标的执着追求为目的.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出冲决传统价值的巨大能量.但在新的社会形态完成之后的稳定发展阶段,则必然会消失其光芒,为新的社会形态所形成的新型人格所取代.《史记》中所创造的苏秦、范睢、张良等即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智者人格,并为后世创立了一种新的人格典范.     

论《史记》宴会中的饮食文化

《史记》中的宴会蕴含了丰富的饮食文化和礼仪规范,深度体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变迁和演化。其中,从宴会中的肉类、瓜果蔬菜类和酒类食材,到宴会中的宴席礼仪及饮酒文化,都有翔实的论述与记载。这些宴会饮食在反映社会历史演变、显示民族风貌多元性和构成人类文化的有机部分等方面,展现了《史记》饮食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史记》人文精神溯源

《史记》中的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潮和理性传统是其历史渊源。同时千百年来时代的变迁使人们看到了“天意”逻辑的虚妄和人类自身的巨大能量，重人爱才的时代热情孕育了司马迁的人文思想。司马迁惨遭“李陵”之祸使他能摆脱对专制政体和君王的依附关系而独立思考“人”之为人的生存出路和价值取向，从而玉成了他的人文思想。     

《史记》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著作，“《史记》学”中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书130篇，悲剧人物传记有70多篇，悲剧人物120多个，构成《史记》人物形象的主体部分，他们的精神光耀千古。作者运用了互现法、比较法，抓住主要事件和生活细节，以及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悲剧性格等手法塑造人物形象，给后世留下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     

试析《史记》和《汉书》中的人物自作诗

汉代史著如《史记》、《汉书》常引用传中人物自己所作的诗歌来增加表达效果,这些自作诗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场合,很好地体现了人物在特定场合中的心境情绪,具有史家笔法不能达到的表达效果。人物自作诗多由"事象"感发,大部分是悲剧人物在困境中发出的悲鸣。史著中引用的诗歌往往能与历史叙事相互交融,起到诗史互证的作用。     

《史记》《汉书》诸《表》考订

《史记》诸表的问题很多,有的文字脱、衍、错格,有的纪年舛错。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史记》、《汉书》诸表年数差异及本身歧义的地方提出粗浅的看法,在考订《史记》诸表的同时,对相应的《汉书》诸表也多有补正,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史记》悲剧人物探微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以其数以百计的悲剧人物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目光。他们的一生都在与天命、与生死、与现实的搏斗中度过的,而他们在面对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顽强抗争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也正是有了他们,《史记》才显示出一种苍远而悲壮的悲剧意识。     

独特的《史记》研究认识体系——《张大可文集》读后

《张大可文集））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0卷中有6卷是作者关于《史记》研究的论著,这一部分是汇聚《史记》研究成果的个人专题文集。它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史记》研究的繁盛局面及其不断探索的奋斗历程,并将有力地推动《史记》研究的蓬勃发展。《文集》的《史记》研究全面、细密,且融汇了《史记》研究的名家名著,其丰硕成果建立了作者独特的《史记》研究认识体系。     

《史》《汉》类传比义

由于司马迁与班固两位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出身与遭际及各自史学才能之不同,因而《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同的类传虽记述时代、内容基本相同,但评价却大为不同。表现在对西汉王朝的看法上,《史》多讥剌之辞而《汉》则代之以雍容圆滑的记述。在道德评判上,《史》往往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根据人物的具体情况定其优劣;《汉》则自觉地以统治者的代言人自居,处处以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来绳墨历史。在义利观上,《史》重利但不排斥义;《汉》则重义而轻利。《史》、《汉》类传之异鲜明地体现了两位史家的史学思想。     

刘咸炘《四史知意》的史学批评理论

刘咸炘是民国史学上一位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刘咸炘在《四史知意》中重点探讨＂前四史＂的史意,反映了他对古代史学理论的认同与实践。刘咸炘批驳＂无中生有＂和＂我注六经＂式的评论,在批评原则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刘咸炘不仅评论＂前四史＂,还评骘了历代学者关于＂前四史＂的评论,形成了双重批判的特点。他的论著和思想对于20世纪初期轻视传统史学的不良风气有针砭的作用,这是刘咸炘对民国时期史学批评的贡献。     

《史记》《汉书》校勘札记

东汉班固作《汉书》,其中78篇沿用《史记》原有篇目,虽然在原有文句的基础上作了剪裁删削,但仍然保留了大量可用于比勘的异文材料。这些异文材料是研究《史记》版本、校勘、史实出入的较有价值的材料,并可由此上窥《史记》《汉书》古本之貌。《史记》《汉书》对校是《史记》校勘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运用他校与本校的方法对《史记》《汉书》九处异文进行校勘发现,《汉书》的确能对《史记》起到订正作用,同时也可以发现《汉书》的校勘问题。     

刘知几的史汉比较研究

刘知几最早最系统地将《史记》与《汉书》作了比较研究，内容涉及到史学目的、史学价值、历史编纂学、语言、缘辞等许多方面。比较中既有肯定《史记》的，又有肯定《汉书》的，但是扬班抑马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这一研究具有创造性，值得研究与借鉴。     

《史记·孔子世家》辨惑

学者对《史记·孔子世家》一文存在不少争议,要之有二：一是体例上,司马迁著孔子之传是挂靠“列传”还是入籍“世家”？二在内容上,太史公述孔子言行是尤多“妄言”还是别有“诗心”？孔子言行是否尤多妄言虚语。对于前者,古代学者有一个误解,即认为“世家体”在司马迁时代已是一种述史定例。司马迁实际上是因孔子“追修经述”以“拨乱反正”白于伟大历史实践才将其列人世家的。对于后者,古代学者只知其一,未明其二。太史公实际上是有意运用不实史料以揭示孔子一生“不用”的悲剧,以表达自己的悲孔惜圣之心。     

论京剧“史记戏”对《史记》的改写

京剧＂史记戏＂取材于《史记》,但由于戏曲和史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改编的过程中,＂史记戏＂对《史记》进行了多方面的改写,包括题材的选取和主旨的改写,人物形象的改写和情节的改写等,有得有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