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将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新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决定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合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国共合作的实现绝不是少数人的主观意愿,而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自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     

“主义混淆”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两党采取了非平等的党内合作方式,基于对合作意图的不同思考,两党在具体合作中有意忽略主义之不同,主义的混淆虽短期内达到了团结合作共同御敌之效,但对两党合作和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致使两党在合作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走向了破裂。     

也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式

抗战期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再次从分裂走向了合作。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式,以往学术界多有论述。但大多数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采取的是"党外合作",那么,在"党外合作"的形式下还有没有其他形式的合作呢?笔者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除了"党外合作"的表面形式之外,在党内实际上还存在着广泛的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合作。     

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原因论析

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是苏联专门为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培训干部而设立的高等院校，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曾在此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苏联、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合作背景下的产物。其兴衰起伏与中共、国民党和苏联三方的关系以及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共合作最终破裂，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也日趋冷淡。中国革命形势以及中苏关系的剧变时莫斯科中山大学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直接导致中山大学生源严重不足。加之莫斯科中山大学自身也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如资金投入与人才产出的失衡、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清党运动等一系列事件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这所在留苏教育史、中苏关系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都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学校于1930年停办。     

从“自保求和政策“到“和平战略“——谈二战前后苏联对外政策中民族利己主义的膨胀

二战前后,苏联通过实施"自保政策"与"和平战略"确保了自身的安全与利益.但同时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也出现了恶性的膨胀发展.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它由侵害周边小国的领土、主权和利益发展为损害盟国的利益、严格控制各盟国.苏联的这些做法影响消极且恶劣.究其原因,一是苏联没有摆正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地位;二是历史因素的影响,吸取苏联的教训,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应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戴季陶主义论略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戴季陶是比较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一九二五年四月至七月间,他发表了《孙文主义文哲学基础的演讲词》、《民生哲学系统表并说明》、《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演讲、文章和小册子,歪曲、篡改和伪造孙中山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反共言论。戴季陶在这些著作中所发表的谬论,当时就被人们称为“戴季陶主义”。     

纪念中共“三大”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简讯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十周年,广东省党史学会于1983年6年27日至7月1日在广州举行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广东、北京、河北、河南等地的党史、近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者、宣传工作者百余人,共提出学术论文四十八篇.这次讨论会,对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党的"三大"确定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作用,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广泛地进行探讨和研究.在六十年前的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刚诞生     

第三次国共合作展望——兼论“一国两制”

<正>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曾两次合作,结成统一战线。八十年代刚开始,邓小平同志就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台湾回归,作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大势已定,一切爱国的志士仁人,都应把握这个大方向,促使祖国统一早日实现。     

中国革命史上的丰碑——浅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立首次国共合作的伟大贡献

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下,实现了第一次合作。这次合作表明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反映了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符合国共两党的利益,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创举。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不容否定和怀疑的。本文只侧重于谈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促成首次国共合作建立的伟大贡献。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几个问题

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领袖权威的身份,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合作形式、合作的政治基础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他采取以国民党为中心的非平等合作形式,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时,他使两党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个人的政治权威,在合作形式的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排他趋向和功利主义色彩,其政治纲领与中共的主张存在鲜明的分歧。因此,国共合作伊始就潜伏着若干不稳定因素     

论国共合作的历史特点及其发展——两次国共合作比较研究之三

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①事实确是如此。自1924年以来的7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曾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为着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又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本文试图从分析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特点入手,向时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作一个初浅的探讨。     

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展望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曾经两度携手合作,共同进行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历史,早已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今天,新的形势再一次把国共合作的问题提到了国共两党以及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港澳、台湾同胞的面前。那么,新的国共合作能否实现,即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机和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和具备?这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也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作用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方针的推动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之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大会宣告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它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中国革命高潮的起点.     

遗嘱继承制度的“社会利益说”及其评析

遗嘱继承制度的"社会利益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本位思潮在继承法中的反映。以狄骥、拉德布鲁赫和庞德为代表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律实证主义和社会法学派的法学家们,在阐述遗嘱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上强调社会利益而贬抑个人利益的倾向顺应了所处时代的要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其认识上的片面性亦是明显的。     

鲍罗廷与国民党改组的筹备

苏联为了其在华利益，积极拉拢、扶植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彻底改组。苏联派为孙中山首席政治顾问的鲍罗廷认真贯彻苏联对华战略，努力争取孙中山及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多方协调国共关系，在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宣言、党章、党纲的起草等诸方面，起着非常大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并推动了国民党与苏联联盟的形成。     

高校课程实施中的“共谋现象”解析

高校课程实施与管理中存在"共谋现象"。校内层级间信息不对称是其存在的组织环境,上级检查与监督具有惩罚与奖励的压力是共谋现象存在的内在动力,利益共同体的存在、冲突的有限性,使共谋成为痼疾。进一步分析发现:上级分配资源的有限性与对下级要求无限性的矛盾,是共谋行为产生的制度基础。学校规章执行主体的基本利益与自身角色利益的冲突,使得规章的有效执行必然会受到利益分配格局的影响和制约,学校科层组织结构特有的"慈父主义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共谋行为的合理化。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几个问题

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领袖权威的身份，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合作形式、合作的政治基础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他采取以国民党为中心的非平等合作形式，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时，他使两党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个人的政治权威，在合作形式的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排他趋向和功利主义色彩，其政治纲领与中共的主张存在鲜明的分歧。因此，国共合作伊始就潜伏着若干不稳定因素。     

热点五:国共两次合作

【穿针引线】对中国近代和当代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两个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合作:在国民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即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即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期待海峡两岸第三次国共合作成功。1.国民革命时期①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②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开始一生中的伟大转变。③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政策。④1924年1月,中国国…     

宋庆龄和第二次国共合作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之所以能形成,并维持十年之久,虽然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与宋庆龄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宋庆龄努力促成国共两党的接触与联系,大力推动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正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抗战中的消极作用

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一些错误指示和民族利已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