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探讨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弥补了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在程序法上的空白,是我国法治的一大进步,但是,它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多的缺陷和立法上的漏洞,例如:适用对象太过狭窄、适用程序不够具体、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混乱、诉讼程序衔接不明等问题,本文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特点、不足来分析,从而时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加以完善.     

浅议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关乎刑罚的正确实施和公民人身自由的保护,在制度设计上必须细致。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专门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由于适用对象以及启动主体过窄和救济程序不完善的问题,其社会防卫功能受到限制。我国还需要进一步严格规定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判断标准,适当扩大适用范围及启动主体,设立解除后的跟踪防范程序,进一步完善强制医疗程序。     

浅论我国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构建与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最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专设一章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出了规定,化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条对于强制医疗措施定位不明的尴尬处境。但作为初次确立的程序,在适用条件、适用程序以及权利保障等方面还较为粗疏。为平衡公共利益和精神病人利益的要求,应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予以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强制医疗制度之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及《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使我国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制度有了质的进步。然而,由于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脱节以及不同法律文本之间规定的冲突和矛盾,我国强制医疗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譬如,在实体上,强制医疗制度存在着性质尚不明确、适用对象范围过窄、公安机关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缺乏具体的程序规定、以及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缺乏规定等不足之处;在程序上,强制医疗制度存在着强制医疗程序与已启动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衔接不明、审判程序不明确以及强制医疗的期间缺乏规定等缺陷。为了更好的保障该制度的实施,有必要从程序和实体这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探索简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明确规定了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使得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精神病人肇事问题上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体现了我国法律对精神病人权益的保护.但这些具体的法律条文在社会实践中真正运用和落实,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强制医疗适用对象范围,实现社会防卫价值;完善强制医疗程序设置,加强权利保护;成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专项基金,实现精神病人重返社会.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二元化模式法律适用困境与应对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刑事模式和民事模式是《刑事诉讼法》和《精神卫生法》对于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处置的两种方式,两种模式适用范围的交叉性、程序规范的模糊性带来法律适用困境。在司法实践中,要坚持司法适用与法律目的的契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一致、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保护的统一。在立法实践中,应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与民事强制医疗程序、强制医疗制度与监护人医疗责任衔接起来,在对各类精神病人实施区别性管制的基础上,坚持程序正义,确保程序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基于正当程序、人权保障以及公共利益的要求,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将对犯罪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纳入到司法的轨道上。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程序设计的重心在保卫社会而忽视了病人的个体权利;病人医疗后回归社会的目的也没有充分体现。分析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特征,结合该程序运行之法理要求,应加重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的人权保障成分,以实现社会防卫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平衡;同时,应结合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以达到让病人顺利回归社会的程序目的 。     

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病人权利的保护

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具体实施还存在一些弊端,现有规定中强制医疗程序的具体适用范围、临时性保护措施的实施、审判中精神病人陈述意见的权利以及复议之外的救济措施都表现出对于精神病人权利保护的缺失。因此,我国有必要将审判监督程序和检察院定期审查纳入强制医疗制度,并明晰强制医疗的程序细节,以促进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现状与完善策略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强制医疗程序正式列为特殊程序之一。但是在实践应用过程中依然存在适用对象范围过窄、适用条件模糊不清、启动程序不细致、解除程序不明确、解除后监护规定空白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根据西安市相关规定和实践经验,采取扩大适用范围、明确适用条件,合理规定启动与解除程序和将社区矫正融入强制治疗程序等办法进行解决。     

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程序研究

强制医疗程序被纳入司法轨道,终结了行政机关通过内部程序可以将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的混乱时代。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更多是宏观上的制度构建,但有理由肯定其划时代的巨大意义,并有必要对相关内容进行解构和研究。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若干问题之思考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对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该制度体现了刑罚的谦抑性,在程序分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有效改造犯罪嫌疑人等方面有着积极的功效。但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也存在着适用对象范围过窄、适用条件过于简单、附加条件内容不明确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立法并总结我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适当拓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范围、细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件、明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所附加条件的内容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德国的卧底侦查制度及其启示

1992年德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卧底侦查制度步入成文法规制的轨道。德国通过立法与司法实践,对卧底侦查的主体、适用范围和条件、批准程序、身份保密和告知程序、卧底人员违法犯罪及处理、卧底人员取得证据之运用等都进行了全面的规范。因此,对其研究有利于我国在卧底侦查的立法与实践中参考与借鉴。     

隐蔽作证程序的限度探析

隐蔽作证对证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会限制被告人对质权、辩护权等正当权利的行使,影响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和公开性。从确保程序公正和实体真实的角度考量,域外法治国家均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从实体限制和程序控制两个方面对隐蔽作证进行了法律规制。虽然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隐蔽作证制度予以肯定,且2018年《刑事诉讼法》延续了这一规定,但规定的宽泛性和原则性极易导致隐蔽作证在司法实践中的无限适用。基于此,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有必要在借鉴其他国家隐蔽作证制度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适用条件、对象、手段,以及程序作出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以此实现刑事诉讼中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     

我国民事诉讼承担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以日本民事诉讼承担制度为鉴

民事诉讼承担是一项学理上承认且理论成熟,司法实践中被普遍运用的重要民事诉讼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却没有正面对其作出明确规定,诉讼承担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且程序性规则完全缺失,导致司法适用鱼龙混杂,于法无据。而与我国立法渊源十分相似的日本,在其《新民事诉讼法》中对诉讼承担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定,制度科学,实操性强,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我国应该吸收日本的宝贵立法经验,从诉讼承担的适用范围厘定及程序规则构建两大方面去完善我国的诉讼承担制度。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立法研究

论证了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的必要性,认为用司法解释规定单位犯罪的程序是不合适的.在立法模式上,主张将单位犯罪的特别诉讼程序统一纳入刑事诉讼法典,采设专章的立法体例.对于应规定的内容诸如单位犯罪被告人的确定、诉讼代表人制度、有别于适用于自然人的强制措施等进行了探讨.     

刑事强制措施救济的理论基础与价值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时的抗告权，法律并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救济程序和救济途径作出规定，我国强制措施实施方面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对于强制措施予以救济，能够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能给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公民有效的权利救济机会和途径。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应赋予其通过正当渠道进行抗告的权利．并保证权利能够行使．     

我国庭前会议的功能和制度分析——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二款规定之评析

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我国的庭前会议制度,这是我国第一次对于庭前审查规定专门性程序,将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纳入了审查的范围,规定审判人员可以就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从而实现程序分流、确定庭审中心、防止法官预断的功能。然而,庭前会议制度在效力、主持者、参与人、启动方式等方面还缺乏系统性的规定,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予以完善。     

关于中国对沉默权不应再沉默的思考

笔者通过阐述当前在我国将沉默权制度予以立法的迫切性,期待着它能伴随下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同时,就能真正得到实现,为最终完善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起到程序上的保障作用。     

从比较法视野浅议中国特色的羁押审查

羁押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而是拘留和逮捕的持续性后果。由于立法的“羁捕合一”,导致实践中审前羁押率一直居高不下。事实上,96年刑诉法已经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批捕权和对侦查机关申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的批准权,而12年刑诉法也增加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定,可见我国的羁押审查制度已初见雏形。但由于立法及实践的不足,此项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疏漏,应当借鉴域外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羁押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