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同治朝江浙“减漕”运动

自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江浙两省所开展的减赋运动,便以减漕为中心,先后相继,互相影响。大致而言,江苏减赋以核减漕额为重点,浙江减赋则以核减漕粮浮收为特色。经过此次减赋运动,江浙两省漕粮海运数量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成为清代漕运制度史上的重要转折。     

1857年湖北漕改

自太平天国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后,清朝南方糟粮无法通过通水路运到北方.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下令南方有糟诸省实行糟粮变折解京.胡林翼借此良机大刀阔斧地在湖北进行了漕粮改革.力图革除百余年湖北漕粮在征收、交兑、押运中的种种弊病.     

论胡林翼在湖北的减赋改革

胡林翼在署理湖北巡抚期间(1855-1861),针对湖北衙门冗杂重叠,征收浮收过多,农民负担沉重,政府财政收支困难的局面,进行了一次大的减赋改革。这次改革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减免农民的田赋和浮收、整顿厘金和漕务、减免捐输的数额,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国内外的战争环境,急需大量的赋税收入,最终改革在1861年被迫停止。     

洪武朝江浙地主之厄运

明洪武时期江浙籍地主集团命运多舛 ,其政治地位卑微 ,经济负担苛重 ,且屡遭打击鲜有善终。然而以文见长的江浙地主后嗣们 ,在其先辈招诛受贬之后 ,又凭借科举、荐举和学校入仕的途径 ,仍不息地活跃在明初的政治舞台上     

试论晚清江浙地区女性性侵害问题

晚清,江浙地区由于新的经济、文化的影响,加之战争频发,匪徒肆行,治安恶化,社会混乱,女性受性侵害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重视,着手大力整饬和规束,并加大了惩治力度。但由于律条对于性侵害的界定严苛,不易定性,加之一旦诉官,历经堂审等过程,妇女的名节必大受影响。传统观念的制约、社会舆论的压力、法律保护的不完善,以及官盗勾结等现象的存在,使遭受性侵害的女性及家庭往往不愿告官,而倾向于以私下的暴力手段解决,更有受害女性以身死而保名节。其行为方式及动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状况以及受害妇女作为弱势群体的困境。     

论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的废苛减赋运动

20世纪30年代，面对弊窦丛生的捐税征收局面，南京政府颁布训令，要求地方限期对辖区中田赋附加和苛捐杂税进行整治。此项社会经济改革运动，在减轻民众负担、加强中央对地方税收的监控和促使地方税收由无序向有序的进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南京政府在广延度、综合度和强度方面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再加上中央心存敷衍及地方财源的枯涩，最终制约了废苛减赋运动的深入。     

"靖康之难"后移居江浙的河南裔文学家群体

"靖康之难"后形成了中国移民史上的第三次南迁高潮.江浙作为南方地区的代表,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发展,至宋代已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高宗立南宋于江浙后,江浙也因此成为众多移民的归附之地,其中不乏河南裔的文学家.移居的文人群体在受江浙地域影响的同时也对江浙的文学文化走向以及繁盛产生了重要作用.     

“双减”背景下区域艺术学科建设探索

“双减”背景下,艺术学科建设作为美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艺术学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基石,围绕审美为核心的学科特质,从“价值引领、以美育德”的愿景明晰,“和合共生、以美养德”的资源优化,“精准创新、以美正德”的教研赋能,探索区域艺术学科建设的新路径。     

晚清赘婿婚现象初探——以江浙地区为例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尤其是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现诸多新的发展因素和趋向,传统的与新生的彼此混杂,形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特殊状态。表现在婚姻问题上,一方面以知识分子为先导要求婚姻解放、婚姻自由;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和阶级分化的加剧,一些相应于贫困而生的婚姻形态重新流行于基层社会,赘婿婚就是其中一种,并在不同地区、不同个案上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征。由于赘婿在家族、宗法中的特殊地位,也引发了不少有关继承与财产的纠纷案件。     

江苏浙江节能减排的主要措施与借鉴

近年来江苏、浙江通过采取有力措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借鉴两省的经验,为做好节能减排工作,需要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全社会节能减排意识的提高;要加强制度建设,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重视用经济手段,完善政府考核方式,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推动节能减排任务的完成。     

从西学普及的地域差异看江浙士绅的近代演变

本以江浙地区为背景，把士绅近代趋变之一-转向“新学”这一变化纳入以上海为中心和首位城市的近代长江下游区域城市等级网络体系中加以考察，从人与环境（城市近代化）互动的角度揭示晚清学绅演变的林林总总及其对新式教育普及的影响，从中折射出晚清士绅鱼龙混杂、传统与近代化交相辉映的历史画卷。     

论20世纪初江浙农民生存境遇变动的制约因素

近代乡村职业分化不充分,使农民缺乏向其他职业中谋求发展的机会;城市就业不足和收入低下,限制了农民经由离村获得新的社会地位;在城市中缺乏出路的农民,由于农产品市场波动和农家副业萎缩,农家经济状况恶化,农民在农业经营中同样难以创造向上流动的机遇。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并未给渴望向上流动的广大农民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     

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

明代福建与江浙之间区域贸易相当发达。江浙向福建输出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商品，福建向江浙输出荔枝、龙眼、柑桔、木材、夏布、纸张及海外贸易中获得的白银。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和资本。而其依赖程度之深，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对晚明福建与江浙区域互动的考察中，我们已可看到中国近代化的一些端倪。     

清童养婚现象探析——以江浙地区为例

童养婚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特殊的婚姻形态,起源于宋,至明清而盛行。贫穷是其泛滥的主要因素,男女双方家庭将之作为应对婚姻成本高昂的一种手段;而家长制权威和官府对于"民间习惯"的放任,也是其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因素。就清代而言,童养婚表现为"现成媳妇""插花"等多种形式。童养婚在婚姻契约订定上的特殊性,常引发诸如悔婚、经济纠纷等问题,童养媳在婆家地位的低下也常使她们面临被婆婆虐待、易被拐卖、嫁卖等危险。     

宋代江浙诗韵的上、去声

宋代江浙诗人用韵四声分押格局占绝对优势,这说明中古四声格局在宋代江浙基本未变。不过上声与去声之间有较多通押。宋代江浙地区全浊上声字正处在向去声演变的过程中。宋代江浙昊语中全浊上声调类可能存在,大概读成阳上。     

太平天国后期苏南浙江政权的本土化

太平天国后期在苏南和浙江的统治，一度被认为是所谓“农民政权封建化”性质的蜕变。其实这是一次“本土化”的过程，是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本土化”进程不仅体现出太平天国后期政权建设更加理性与务实的倾向，也与天京朝廷宗教狂热势头相悖，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