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批判研究的理论视野——关于"新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中心"的设想

2010年12月15日至16日,知名学者席勒(Dan Schiller)、默多克(Graham Murdock、米汉(Eileen R.Meehan)、斯帕克斯(Colin Sparks)、赵月枝以及卜卫、黄煜等,齐聚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参加新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理论国际研讨会,交流研究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批判理论的心得体会,商讨在中国推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理论学术研究计划.     

环境传播:历史、现实与生态社会主义道路——与传播学者赵月枝教授的对话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范松楠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访学期间就环境传播议题专访了该校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教授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宏观框架出发,不仅指出这一框架会为环境传播这一国内新兴传播学分支领域注入新鲜持久的活力,还将中国的环境传播实践置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考察,提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世界"的理论观点。     

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

本文以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一书为思考线索,围绕新自由主义、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分析评述,对书中涉及的有关时代与学术命题,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力图给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辨析(摘要)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一直非常重视,并取得很多进展.但在所谓"早期传播"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却长期存在一个问题:有些文章把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歪曲或批判马克思学说的言论,当作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把这些言论在中国报刊上的发表,当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种现象在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下     

“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

本文回顾了1978—1989年间传播批判学派在中国内地的引进过程,发现传播批判学派在中国传播学引进初期的"失踪",既不是他们从未在传播研究者的视野里出现过,也不是因为中国的学者没有读懂他们的思想,相反,传播批判学派的思想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就得到了注意,并用了相当大的力气去介绍,只不过国内的学者因为从新闻理论的框架去解读它们,低估了它们真正的价值,对它们"视而不见",在传播学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相当奇特的传播批判学派"失踪"现象。针对这个现象产生的观念原因、社会环境原因,本文结合全球化的背景,对中国传播批判学派的发展提出了四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学术的真真诚的学术——《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评析暨传播学术前沿座谈会综述

2011年7月2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赵月枝所著《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专家评析暨传播学术前沿座谈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就赵月枝教授著作的学术价值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启发意义展开研讨.     

学术的真诚 真诚的学术——《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专家评析暨传播学术前沿座谈会综述

2011年7月2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赵月枝所著《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专家评析暨传播学术前沿座谈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校内外专家学者汇集一堂,就赵月枝教授著作的学术价值及其对当前传播研究的启发意义展开了研讨.     

再论批判学者的社会实践——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达拉斯·斯迈兹为例

本文通过考察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达拉斯·斯迈兹的社会实践,重新认识批判学者对更公正、合理的替代性社会秩序的建设.本文不仅试图表明批判学者的确有一个替代性的愿景,并致力于改变现有社会秩序中的结构性不公,同时也试图展示现有的传播通信政策已经是斯迈兹这一代批判学者在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道路的实践过程中持续抗争的结果.     

赵月枝：身处世界 眷恋中华

赵月枝：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全球媒体监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传播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与传播、意识形态与话语理论、媒体分析等。     

今传媒·立新论·聚经典(两篇)

主持人语:"碎片化"一词是描述当前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一种形象性的说法。百度百科中这样定义"碎片化":所谓"碎片化",英文为Frag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曾经有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在1000～3000美元时,这个     

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的研究现状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并分析当前国内学者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理论探讨、研究方向以及对该学派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以求全景展现在当前国内传播学界重要学术期刊以及相关研究专著中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思路和格局。参照当前西方学者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情况,可以进一步发现在理论研究、研究方法论、主要观点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有着明显的研究差异,这对考察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中国传播学界的研究情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促进对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相关理论研究的推进。     

《批判传播研究:西方的视野》(英文读本)序言

<正>十多年来,我颇感快慰地同曹晋教授围绕诸多学术研究和教育项目展开了合作。一直以来,我非常欣赏她作为学者、教师和团队管理者的卓越才能。因此,我欣然为本书提供一些西方学者在媒体、传播以及信息技术批判方面的佳作,这些学者也慨然和中国学者及学生分享他们在批判理论、社会阶级、社会运动、传播技术以及国际传播等领域的成果。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降,批判传播研究就已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的一大重要传统。这一批判传统借鉴了卡尔·马克思以及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取向     

价值重构: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性探寻

胡智锋:今天两位长江学者要做一番关于中国传媒学术的对话①.一位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现在世界知名的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教授,一位是本人,与中国的传媒一起成长,做中国传媒研究的本土学者.我们两位,恰好成为了有中国传媒大学背景的两位"长江学者".     

媒介形态理论是“技术决定论”吗?——对媒介技术本质的再思考

对媒介的定位分歧,是媒介形态理论区别于主流传播理论的根源。媒介形态理论学者将媒介本身定位为比传播内容更重要的、影响着社会或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被诸多学者评价为"技术决定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将媒介定位为"传播载体"的主流传播学虽发掘了众多的假设与模式,却在应对宏观社会问题上捉襟见肘。媒介形态理论逐渐显示出其研究的合理性。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媒介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时,媒介形态理论将媒介与内容切割,甚至是将媒介与传播切割的绝对立场开始呈现为一种理论缺陷。媒介究竟是可控的工具,还是不可控的主体?在人类社会越来越由媒介及其相关实践支撑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分析、审视以往学术界对媒介形态理论的批评,而且需要分析、审视媒介形态理论本身,客观评价媒介。     

“文人论政”的大情怀——读《清谭杂俎——新闻与社会的交响》有感

2011年岁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宋小卫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著文评点一年的学科进展,评述了当年的四部新著,包括赵月枝教授的《传播与社会》、喻国明教授的《微博力》、邱林川和陈韬文教授的《新媒体事件研究》及李彬教授的《清潭杂俎——新闻与社会的交响》.对《清潭杂俎》的点评是:该书从不同侧面讨论了新闻与社会的一系列命题,涉及理论、实践、研究、学习、读书、思考、文化修养、批判思维等.既含严肃思索,又兼文笔轻快,学术性与思想性相融合,从而感悟别样的专业意味.     

国内首套大型传播研究学术专著译丛“传播·文化·社会”出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旦博士主编,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著名学者共同参与编选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于近期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国内翻译出版如此大规模高质量的传播研究学术专著尚属首次,相信多年来传播学术论著缺乏的局面会因此有所改变。     

不是技术能够决定的——简论雷蒙·威廉斯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批评

雷蒙·威廉斯是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也是电视研究第一本理论专著《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的作者。在这本奠基著作中他非常强调电视文化的技术性,但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技术决定论,因此,作为技术决定论的代表——"媒介即信息"理论的提出者麦克卢汉,威廉斯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本文主要对威廉斯的一些批判观点作了简要评述。     

今传媒·立新论·聚经典

正主持人语:本期传媒大讲坛我们首选的第一篇文章《社会转型期下的红色历史意象——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庆祝活动为例》,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文章从红色历史意象传播形态特征出发,以庆祝活动中"红歌"这种代表性意象的构建作为案例,梳理红色历史意象的传播形态特征,分析其传播与构建的模式,从而提出在社会转型期下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策略建议。第二篇《传播与人的现代化:我国研究的历程与思考》一文,作者依据内地对"传播与     

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重访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中国问题

中国文化理念与实践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密切关注的理论命题。斯迈思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两次调研,为其独特的传播理论谱系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本研究基于对斯迈思档案材料、调研笔记和未刊手稿的文本细读和知识社会学分析,以“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为线索,探讨中国问题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生成过程中的角色。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历史性探索,不仅为斯迈思打开了理论视野,也成为其传播思想形成的关键线索,中国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从对象到坐标的历史角色,激发了斯迈思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内部重新思考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议题,促使他发生有别于其他任何同辈学人的“唯物主义”转型;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他两度访华的经历、其本人深陷西方批判传播理论论战的曲折遭遇,也内在于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全球互动和理论对话脉络;斯迈思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所彰显的激进性,甚至撬动了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本研究突破了“西方思想/中国实践”的二元论叙事,在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内部讨论中国的历史角色及其理论意义,有助于为打开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灰色地带”提供实证支撑。     

谣言传播公式:溯源、修正与发展

本文追溯了奥尔波特等人提出的谣言传播公式的起源,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谣言传播影响因素的认识,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一个新的谣言传播公式。本文认为,个人层面的"不确定性""涉入感""重要性认识"与传播渠道的多元化、社会环境的"刺激性"正向影响谣言的传播,而个人的"批判意识"、政府对谣言的管控力度与社会环境的透明度则可以反向抑制谣言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