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我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强化环境规制、保护生态环境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日益趋紧的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技术进步,是学界一直争议的问题。为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中国271个城市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从时间、空间等多视角分析了二者关系。主要结论如下:在时间维度上,滞后一期后,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正效应达到最大;在空间维度上,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正效应最大,西部最小;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过高或过低的环境规制均不利于技术进步。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发展情况动态调整环境规制强度,可通过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和其他污染物排放交易市场使得企业更加灵活地达到环境规制要求。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层面对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以2005-2018年30个省份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采用EBM—GML方法测算绿色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对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U"型关系,但东、中、西部地区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差异.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呈现促进作用,而且研发投入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中存在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即环境规制通过影响研发投入作用于绿色技术进步,当研发投入跨越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愈加显著.因此,政府应摒弃环境治理和绿色技术进步是零和博弈的思维,兼顾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扩大研发投入规模,以实现绿色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

基于面板VAR模型,采用我国2007-2016年各省域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的相关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对三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是环境规制的格兰杰原因,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且变量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经济增长与环境规制之间符合"波特假说"理论;方差预测分解表明,对未来的预测主要是由各变量自身来解释。     

环境规制与雾霾脱钩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域(西藏除外)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对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雾霾污染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雾霾脱钩,规制政策与雾霾污染呈现倒U型特征,当环境规制力度达到阈值之前,会促进雾霾污染加剧,当规制力度越过阈值之后,会促进雾霾脱钩;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雾霾污染。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数字技术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机制及路径研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的检验

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加速器和催化器,数字技术凭借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等优势,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提供强力引擎和持续动力。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验证了数字技术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2011—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实现了稳步提升,但也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呈现出轻微两极分化现象;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乡村振兴发展,且在进行工具变量法、剔除直辖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创业活力在数字技术促进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且在数字技术发展较为成熟、市场化程度较好、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数字技术对乡村振兴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据此,应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数字技术在农村农业领域的深入渗透与广泛使用,激发农村创业活力,提升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实证研究

在进一步明确政府环境规制内涵的基础上,对政府环境规制进行分类并构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体系,选择1998年到2014年间各类政府环境规制指标,运用因子分析计算因子得分及各因子所占权重,探讨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变化趋势及各因子作用大小,并据此提出加强政府环境规制建设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我国在环境规制制度的安排及其变革取向上需要进一步优化控制型环境规制以强化现行规制力度,发展促进型环境规制以完善环境规制治理结构,正确处理两类规制之间的关系以建立合理的约束—激励机制,同时加大发展环保科技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积极推动环境治理的公民参与,共同建设长久高效的环保规制机制。     

环境规制、绿色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PVAR模型并采用长江经济带2003-2020年11省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效果显著;（2）绿色科技创新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且效果显著;（3）环境规制与绿色科技创新彼此存在正向的冲击作用,从贡献度的角度来看,绿色科技创新的作用要大于环境规制。因此,应合理确定环境规制水平,逐步提高企业环境保护意识;加大企业科研投入,不断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协调环境规制与绿色科技创新的关系,共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1995-201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污染治理投资额和排污费征收额分别衡量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用产值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综合衡量产业结构,以我国1995-2013年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升级为研究对象,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为正向均衡关系,经济激励型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更显著。排污费征收额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污染治理投资额和产业结构升级互为格兰杰原因。提出了继续积极推进实施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合理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建议。     

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1998-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就环境规制对就业的规模效应与要素替代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U型曲线关系。在实施环境规制的初期,企业倾向于减少劳动力需求,此时,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处在U型曲线的拐点左侧;而当环境规制实施强度提高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环保科技的创新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进而催生大量的劳动力需求,此时,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处在U型曲线的拐点右侧。因此,为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环境规制强度;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则建议加强环境规制,鼓励科技创新。     

环境规制促进产业升级了吗?——基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视角

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而健全的环境规制体制是协调经济与环境矛盾的重要举措。在已有的文献中,多数学者以验证"波特假说"为出发点,对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直接着眼于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升级的文献甚少。那么,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能实现双赢吗?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就会发现:(1)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适度的环境规制会促进产业升级;虽然中国的环境规制已经对产业升级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技术复杂度交互项系数值较小,说明环境规制促进产业升级的效果还有待提高;(2)就区域差异而言,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这说明东部地区产业发展层次高于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系也更加健全;(3)不同的环境规制类型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市场化规制工具相比行政化规制工具能够更大程度地推动产业升级,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沿海省份更加倾向于使用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4)产业升级同样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丰裕、金融市场发达都将对产业升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产业升级对于传统资源、市场接近度的依赖性正在逐渐减弱。对中国而言,上述实证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三点:第一,应健全环境规制体系,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针对地区及行业实际制定动态的环境规制标准;第二,应注重优化环境规制的调节手段,更多地选择市场化规制工具;第三,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在推动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法律规制

法律规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只有提高可持续发展的法治水平，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的法律规制，才能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     

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后的效果检验——基于门槛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

2004年以后,我国出口退税进行了退税率调整,本文截取2005-2009年全国各地区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门槛面板回归的结果表明,调整后的我国出口退税机制只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优化经济结构上作用明显,而在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控制方面的作用有限,这与出口退税的多重功能定位之间的矛盾有关。在对我国环境资源方面的矫正机制进行逻辑梳理后,本文认为应该还出口退税以原有的中性,实行完全退税,转而依靠更为有效的出口关税对环境资源要素的国内外差价进行矫正。     

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因果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外商直接投资和三废排放治理支出作为研究变量,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DF/ADF平稳性检验方法,实证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变动关系的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是环境规制的原因,在滞后一期和二期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没有影响,但在滞后三期时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影响;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与环境规制行为在长期内不存在相近的走势.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投资与环境政策时不应忽视这些特点.     

出口退税对社会经济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利用2005-2009年全国各地区的各项经济指标,并应用非线性门槛面板回归的方法来研究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后的影响,发现出口退税机制在调整后对于优化经济结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效果明显,但对于环境污染控制及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却未有明显作用,这与出口退税定位于多重功能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因而出口退税政策应该保持中性,实行完全退税,转而依靠出口关税来对环境资源要素的国内外差价来矫正。     

环境规制对中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纺织业是中国出口创汇、解决就业等重要问题的重点产业之一,纺织业兴则贸易兴。文章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利用1992—2011年20年的统计数据,就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是否对中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造成影响及影响程度问题进行了经验分析。检验结果发现:在短期内,高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有所削弱;但从长期看,纺织企业若能遵守国家环境标准,充分把握技术升级的机遇,便能在国际竞争中转危为安,提升竞争力。     

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门槛模型的研究

基于历年统计年鉴和CSMAR数据库,构建营商环境衡量指标,并通过门槛模型深入考察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同时,营商环境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相较于国有企业创新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营商环境能显著增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动力,但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影响效应不显著。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营商环境优化力度和健全市场竞争体系来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