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诞生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事件．由于晚清以来“中国”形象发生了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被动转化．这种“空间”认识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启蒙和救亡意识,最终使我们抛弃了传统的循环论而接受了西方的线性时间观。现代文学观念的产生正是建立在传统／现代的“时间想像”和中国／西方的“空间想像”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制度化力量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成为我们理解它的关键。     

略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救亡主旨的深化与发展——兼评“文化断裂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提倡的“民主”“科学”的内涵较第一阶段有了深化,也是民族救亡向前和向上的发展。从五四启蒙到五四政治运动,不是“民族主义淹没了文化启蒙”,而是“启蒙运动本身救亡目标的实践表现”;从五四启蒙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是“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始航向,而是纠正了初始目标脱离实际的航向的道路选择”;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超时’的盲从,而是民族救亡在更高水平上的历史选择”,可见“文化断裂论”是没有根据的。     

启蒙与救亡:台湾日据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双重动力

日据时期,反殖民成为台湾人民政治斗争的主要任务。在斗争中,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在文化启蒙的指引下进入思想启蒙阶段,思想启蒙成为台湾妇女解放的精神动力;同时,妇女以抵抗日本殖民者作为妇女运动的终极目标,参与到抗日行列之中,从而也推动妇女自身的解放,民族救亡的解放运动事实上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实践推动力。精神和实践力两种力量相辅相成,使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呈现出独有的特色。     

内涵生成与价值演替——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启蒙研究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围绕中国启蒙思想的递嬗轨迹,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启蒙孕育期,到维新派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启蒙正式奠基时期,然后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文化观念上学习西方达到启蒙高潮,将启蒙思想提升为价值的层面.启蒙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并最终转向革命的启蒙.深入分析启蒙在中国的特殊内涵,以此重新审视启蒙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现实意义,凸显中国启蒙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起源

由于社会历史原因 ,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在中国发生了诸多变异 ,产生了新的复杂矛盾 ,而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就是在此重重矛盾中诞生和发展的。中国“现代性”思想所包含的线性时间观、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的世界观 ,以及二元对立的独断论的思维方式 ,既深刻影响着“五四”文学革命的激进主义文化战略 ,也决定了启蒙主义文学观念中政治与审美的矛盾结构。这成为制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的关键。     

五四运动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滥觞

“五四”运动有两种涵义:狭义的“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广义的“五四”则是指这一天前后若干年的一种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一般来说,其上限可以追溯到两年以前的文学革命,下限则大抵可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限.的确,“五四”运动既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前者的主旨在救亡,后者的主旨是启蒙。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相互影响、互相促进,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对中国现代历史     

救亡强国：20世纪初启蒙文学思想的逻辑起点

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姿态肇端于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戊戌变法的失败引发了粱启超开启民智的思考，进而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思想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启蒙文学观念的变迁轨迹清晰可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但无论是怎样的主张。其基本的出发点都没能脱出救亡强国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最根本的逻辑起点。     

日语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近来，日本申请“入常”、篡改历史教科书、小采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触发了我国民众自发的反日爱国行动。有的城市还爆发了针对日本右翼的示威活动，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过激行为。某些过激的言行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用来操纵舆论、恶意煽动的工具。本文从日本文化多样性的角度，介绍了日本的文化知识，以期增进广大青年对日本民族的进一步了解．促进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从“造材”到“立人”:近代中国教育启蒙的主题转换

无论是教育的启蒙任务还是教育的救亡任务,它们的落脚点都是"兴学校"以"育人才",但所育之"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则有着不同的理解。救亡范式下的教育变革把人理解为器物之材,仅仅关注人作为手段的工具性价值,把人培育成为民族救亡之"材"料。随着启蒙精神的深化,教育变革开始关注到人本身作为一种自足性的目的而存在。近代中国教育启蒙的主题也逐渐从培养"器物技艺"层面上的救亡"造材"转换到"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觉醒"立人"。教育要以唤醒民众的自主自觉意识为己任,要"使人成人",而不能"使其成为器"。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社会混乱与专制统治的影响,近代中国教育的启蒙立人之理想一次又一次停留于观念层面。     

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之镜鉴

20世纪中国教育学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启蒙教育学阶段、救亡教育学阶段、意识形态教育学阶段和非意识形态教育学阶段。从共时态的角度来看,教育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追问一直响彻20世纪;教育学基本理论何以存在的探求一直在代代教育学者群中构成追问。因此,如何使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因子”在引介西方教育思想的背景下得到激活是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再一主题。     

李泽厚同志是怎样曲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李泽厚同志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一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以下简称“启蒙与救亡》)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救亡压倒启蒙”说。他要论证这一观点,就必须从根本上曲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否则,这一全面颠倒中国现代历史的论点是无从说起的。那么,李泽厚是怎样曲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呢?     

维新思潮的渊源述论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戊戌维新作为一次爱国救亡、变法维新的社会思潮席卷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为古老的中国打开了一面启蒙之窗。作为具有中国现代意义的“启蒙思潮”，其来源极其广泛。经世致用思想、早期维新思想及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等多种社会思潮集结性的涌现对维新变法思潮的出现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四”文化启蒙的流变——评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作者是李泽厚,李泽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书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是因为有关"救亡"与"启蒙"的文章很多,其中,认为反对"救亡压倒启蒙"观点居多。本文试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角度为切入点,将先参阅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与五四运动相关的其他文章,主要是<胡适陈独秀鲁迅>、<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这三篇文章,借以论述李泽厚本人关于五四主要人物把重点放在启蒙和文化上的原因、启蒙如何先从属于救亡和后又如何完全为救亡所压倒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然后整合其他专著和论文的观点.以便探讨五四时期文化启蒙的演变。     

严复为救亡而启蒙的爱国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救亡是近代中国的主旋律,严复为救亡而启蒙的活动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严复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举起思想启蒙的旗帜,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抨击封建专制及其思想体系,赋予救亡运动以明确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是有重要意义的。严复的思想启蒙活动及蕴含其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它对于我们今天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特别是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文本解读

路翎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构造。而身处20世纪40年代的动荡时期，启蒙理想与民族救亡的迫切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冲撞与矛盾。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决定了作品叙述方式的现代性嬗变：滔滔不绝的“倾诉”与幽深细致的“显示”，此乃解读人物灵魂真相的重要途径。     

《生死场》:悲哀的启示

启蒙与救亡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交织在中国现代历史之中而无法解开 ,《生死场》就是它所收获的一个苦果。它展示了各种类型的救亡者及其爱国主义精神 ,但同时又在或一程度上与民族精神文化的某些弱点联系在一起 ,形成极其复杂的审美面貌     

左联时期鲁迅思想的“多层累”形态

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是由带着自己的独特经验和思想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鲁迅与在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思想和文学观念中成长的党员知识分子共同展开的.从二者之间的联合与矛盾看左联时期鲁迅的思想文化形态,则可概括为：阶级理论视野和文化启蒙立场并行,“真的知识阶级”和无产阶级大众二元平等,“个人的无治主义”和左翼阵营意识的消长共存.与左联党团领导人的新旧对立、非此即彼的典型思维相比,鲁迅的思想呈地质层般的“多层累”形态,是一种非政治实践的批判性文化力量.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是怎样篡改侵华历史的

日本四年一度的教科书审定,备受世人关注。今年3月以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声称将要求中国改善反日历史教育;日本传媒也发表评论,无端指责中国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然而,试问日本的历史教育改善了吗?不仅没有任何改善,而且变得愈来愈恶秽了。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审定通过的8个版本的初中用历史教科书中,那本由右翼势力支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简称编撰会)编写送审、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居然也在通过之列。日本的民间团体将《新历史教科书》称为“凶化书”(与“教科书”一词的日语发音相同),从其严重歪曲史实的内容来看,谓其“凶化”,恰如其分。因为《新历史教科书》充满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家族国家观、亚洲支配观、对他国优越感和本国中心史观,同时隐瞒加害亚洲受害国的史实,充满了受害者意识,还使用“大东亚战争”的说法,大肆宣扬侵略有理、侵略有功,肯定日本发动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俨然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且歌颂日本国民积极投身战争的献身精神。尤其匪夷所思的是《新历史教科书》还一如既往地特别注重煽动对中国的仇恨,以至将这种仇视情绪一直追溯到古代,妄称中日历次战争责任均在中国。如此等等可见,其“凶化”程度的变本加厉。本刊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报道,将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大肆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歪曲侵华历史等内容要点梳理如下,以备中学教师备课参考,同时警示世人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实质。     

五四的主题

什么是五四的主题,什么是五四的精神实质？有人提出是“救亡、启蒙”。在“救亡”与“启蒙”二者的关系上,有人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还有人提出“救亡、启蒙谁也不能压倒谁,两者都很重要”。我认为,用救亡和启蒙两个词来概括五四的主题显然不够准确,不够科学。科学的提法应是五四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国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这才是五四的主题。当然,反帝反封建并非始于五四,从鸦片战争起,我国人民就一直在反帝,也在某种意义上反封建,但五四运动比起过去来说要彻底得多,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要深刻得多。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帝…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术个案看全民族的思想启蒙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知识精英的觉醒,中国学术的艰辛发展并没有因战争而中断,思想启蒙亦未告中断,抗战救亡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刺激和孕育了民族的启蒙。本文以当时侯外庐、贺麟、王亚南、蒋梦麟等著名学人艰辛的学术实践为个案,从中揭示中国学术发展的真相,凸显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中的觉悟、认知理路的改变,着重论证他们的学术研究的特殊思想价值及其对民族启蒙的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