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葛泼人传统生计方式及其变迁——基于对云南泸西彝族葛泼人的调查

云南泸西彝族葛泼人在长期的自然和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一套以粗放型农耕为主的传统生计方式。改革开放后,葛泼人开始了新的生计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三七种植深刻影响了葛泼人的生计方式。最终葛泼人在探索中调整生计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罗布人传统生计方式及其变迁

在地域、环境、文化、技术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罗布人传统社会形成了以渔猎为主的生计方式,同时罗布人还尽量采取其他生计方式以弥补食物的不足。改革开放后,随着新的农业技术的引进和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罗布人的生计方式也在不断改变。     

社区教育: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效途经

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根基,通过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感知其民族的精神文化。在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正面临着传承的困境。在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以及两者之间的协调方面,社区教育与和谐发展是相通的。一、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困境(一)生计方式与家庭结构的变迁     

一个壮族乡镇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广西贺州南乡为例

社会文化变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广西贺州南乡镇村民的生计方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婚姻家庭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因素相互碰撞、相互作用,逐步认同和整合。     

粤北瑶族生计方式及其转型研究——以连南瑶族自治县连水村为例

粤北瑶族地区传统生计以农业种植为主,兼及猪、牛、鸡等家禽家畜的饲养。在市场经济以及政府扶贫政策的推动下,种桑养蚕、油茶种植等新兴生计方式得以在连水村出现,原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市场化。连水村生计转型的案例说明,传统生计方式对今天民族地区的发展仍起着重要作用,新兴的生计方式只有与当地的传统生计模式进行有效对接,才有可能实现生计方式的成功转型。     

跨边界生计研究的国际人类学新议题

随着许多国家间边界的开放,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要素相互叠加和交错的边界与边界空间正在被激活。人与物频繁的跨边界流动愈发常态化,不同身份的边界人跨越边界、利用边界两侧不对称性和空间邻近性从中谋生获利,跨边界生计应运而生,成为人类社会中新的生计方式。边界和跨边界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生产的多层次复杂性吸引了许多学者讨论,成为当今人类学跨边界生计研究的新议题。通过对国际人类学界有关跨边界生计研究进行梳理,围绕跨边界生计的相关议题和理论观点,提炼出跨边界生计的概念,概括跨境商贸、跨境种植、跨境务工等跨边界生计主要类型,认为跨边界生计因适应跨越界线、利用边界、整合各种资源而形成,具有不对称性、流动性以及脆弱性等特征,是一种不同于人类以往传统生计的新生计类型,需要用更复杂和动态的方式来看待跨边界生计。     

宋代经济发展与农户生计方式

自周代开始,以农为本的农户生计方式就基本确立。周王在每年春耕时,亲自率领官员在农田举行象征农耕的祭祀活动,以祈求风调雨顺,农作丰收。至宋代,农业仍为民众最传统最普遍的生计方式,但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农民的多元化生计方式已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如从事丝织、矿冶、饮食等行业。本文拟从宋代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农户生计方式的变迁进一步探讨当时农业为本,工商业并举的意义。     

永胜彝族他留人的生计方式及其变迁

他留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县六德彝族傈僳族乡境内。他留人在长期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稻作种植为主的传统性生计方式,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及国家政策因素的外部输入,他留人在仿效中逐步调整了自己的生计方式,实现了对传统生计方式的突破,呈现出现代性的多元化特征。     

旅游型传统村落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

由于空间共域、景观共创、社会关系共情等特性,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给当地农户生产方式、收入来源、生活水平带来强烈干扰。为此,基于乡村振兴总要求构建旅游型传统村落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剖析主要影响因素后探寻背后过程机理。结论如下：(1)各生计类型中务农主导型脆弱性最高,务工主导型脆弱性最低,可见旅游开发并非都能迅速改善农户生计;(2)样本村中老洞和高椅农户生计脆弱性高,惹巴拉和皇都侗农户生计脆弱性低,出现差异的原因在于是否深度挖掘、保护传统文化,能否有效调动农户参与旅游经营;(3)价值认知、故土情怀、市场环境、地域文化等不同生计环境催生出具有地域差异的旅游模式,导致各村生计脆弱性不一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生计环境,表现出明显的弹性与互动。最后通过旅游型传统村落农户生计影响过程机理透视,以期为改善村落生产生活环境、加强传统文化资源挖掘、促进村民共享旅游成果、提升农户生计水平、助力村落旅游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社会变迁中的布朗族文化——双江县一个布朗族村寨的人类学调查

文化和文化变迁一直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也经常处于不断变迁之中。在现代化进程中,双江县布朗族在生计方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婚姻家庭等方面发生的变迁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及其内涵的全部丧失,而是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不断整合以适应现代化的结果。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渔民生计转型与渔村社会发展——以山东东楮岛村为例

本文以一个滨海渔村——东楮岛村为例,探讨旅游开发背景之下的渔民生计模式、思想观念、家庭分工乃至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变化。结果发现,传统渔民过去渔为主、农为辅的生计方式逐渐转向了现在渔文化旅游模式兼渔业生产的生计方式,渔民思想观念更为开放。旅游开发激活了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促使女性从家庭走向旅游社会,共同推动传统渔村的现代转型。     

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

云贵高原有着多种类别的经济文化类型,这主要是由于云贵高原有着特别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这样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少数民族生计方式的多种多样。与此同时,在这样的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下．各少数民族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进而构成了多种类的经济文化类型。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中的“文化”是什么?——挪威民族事务的法律与实践研讨会的启示

结合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现状、问题与“挪威民族事务的法律与实践”研讨会的发言主旨,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中“文化”概念的具体含义作探讨,认为文化权利首先应该是自主选择生计方式的权力。脱离生计方式这一根本去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无异于釜底抽薪,同时造成并必然加剧少数民族文化缺乏创新力的后果。如今中国签订的少数人权利保护条约逐渐增多,如何充分理解这些国际法的本质,如何在实践中体现这些条约的精神,挪威的经验有诸多启示。     

西南各民族传统农耕生活方式与工业时代的互文性

西南地区各民族的传统农业生计保持了种植养殖品种的多样化,它们是今天改进与改良种植养殖品种的重要生物资源,而在有突出适应性的传统农业生计基础上建构的独具特色的社会生活样态,则是为我们今后生活方式的丰富提供更多可能性的重要社会文化资源.身处工业时代,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西南各民族的传统农耕生活方式.     

论哈尼族传统村规民约对梯田保护的作用

哈尼族传统村规民约作为哈尼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民间行为规范,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一种"准法"规定。它不仅在调节哈尼族主体行为规范、维持哈尼族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梯田的保护中展现出不一样的功能,它通过对梯田系统中核心要素的保护来实现梯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哈尼族主体对生计方式的选择更加多元,单一的梯田耕种已经不能满足哈尼族主体的发展需求,梯田在哈尼族社会日渐失去重要性,梯田生态系统不断遭到破坏,梯田保护不仅仅需要资金扶持,更需要哈尼族传统村规民约的行为文化支撑。     

黎族的狩猎生计及其变迁

黎族是我国南方的狩猎民族。在农业文明的影响下,农耕逐渐发展成为黎族主要的生计方式,狩猎则成为黎族重要的副业。20世纪90年代末,海南省政府开始施行生态保护工程,实行禁猎政策,对海南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加以保护,黎族的狩猎生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农耕文化与狩猎文化的碰撞影响着黎族狩猎生计方式的变迁过程。     

塔吉克人的文化变迁：从牧民到农民的身份转变

塔吉克阿巴提镇牧民搬迁工程在政府的主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塔吉克牧民逐步适应了新型的生计方式,进行着文化转型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方面不仅要关注牧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应关注塔吉克牧民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变迁。     

论中国传统文化思政教育育人价值的发挥

<正>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稳定性、相对不变性,使之可以成为传统。历史上任何存在过而如今不存在的文化,均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可见,传统文化是从古延续至今的文化,而非过去的文化。事实上,传统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民族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不同民族形成差异化的思想、习俗、宗教、道德、政治、哲学理念与生活方式,这些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汇聚成民族文化。     

贵州南部地区苗族稻田养鱼习俗与传统稻作文化关系探微

"稻田养鱼"作为苗族农耕文化发展史中的一种特有生计方式,是苗族传统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多种证据的历史考证,苗族的这一农耕文化现象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这里从文化遗产传承的物质基础、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利用传统、"稻田养鱼"的生计范式与节日文化的关系以及语言中的文化构成等视角就贵州南部地区苗族稻田养鱼习俗与传统稻作文化的关系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以期为中国农业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史料线索和文献支撑。     

规避风险视角下的移民安置地选择意愿研究——对新疆X电站移民安置案例的考察

运用安全经济学的视角对移民的迁移意愿进行分析发现,移民并不完全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不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努力规避风险,追求风险的最小化。在新疆X电站移民安置案例中,移民出于对规划安置地经济收益、生计方式转换和文化传统维持的忧虑,而选择就近安置。在今后的移民安置实践中,要探索推进政府、企业和移民广泛参与沟通机制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