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是主角“月”是配角——重读《春江花月夜》

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的《春江花月夜》,用唯美的文字,描绘了一幅见仁见智的唯美画卷。这一美景,不仅成为诗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印记,也感动了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读者,不知道有多少文人墨客,沉醉在这个虚拟的场景之中。     

被历史的钢针碰响：“三一八”、闻一多与《诗镌》的创立

《晨报·诗镌》创办于1926年4月1日,在后来的新诗史叙述中,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新诗格律、音节的实验上,这似乎是一种已被“锁定”的常识。然而,《诗镌》的诞生恰恰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久,创刊号上也集中发表了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回应惨案的诗文。按照闻一多的说法,“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诗镌》的创立,不单是一种“碰巧”,更有诗学上的内在相关性。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梳理闻一多等人在“三一八”前后的政治参与、诗学思考和特殊的诗体实践,能更完整呈现《诗镌》群体新诗“创格”的意义,也能从一个侧面,揭示20世纪20年代中期剧烈历史变动对新诗观念和感受方式的潜在影响。     

八十年代以来闻一多诗歌创作研究述评

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时闻一多诗歌的研究为对象,从对它的艺术特色、意象、形式等的分析;从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对闻一多创作的影响以及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从闻一多的爱国诗和爱情诗的思想内涵;从闻一多与郭沫若、徐志摩等重要诗人的比较等四个方面,对这近30年来的闻诗研究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和总结.     

"蛮"文化与"憨"诗人--重析闻一多的诗之《一个观念》

《一个观念》见于闻一多的诗集《死水》,它最初发表于1927年6月2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一直以来这首诗都被看作是闻一多爱国诗篇的代表作,这样解释未尝不可。但我个人认为这首诗写的是诗人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讴歌及立志于坚守、拥抱这种东方文化的决心,并且从中折射出了诗人的性格哲学。闻一多曾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将自己的爱国之情与郭沫若的相比较,他说道:“《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而“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这种“可敬爱的文化”在《一个观念》这…     

闻一多诗歌的“绘画美”蠡测

一九二六年,闻一多在《晨报诗镐》上发表了《诗的格律》,提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闻一多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对这三种“美”作了努力的探求,被人们称为“格律诗派”。不过,如果认为闻一多诗歌的主要艺术特征是格律性强,这是不全面的、不确切的。闻一多留下的诗集有《红烛》和《死水》,《红烛》的一百多首诗符合闻一     

闻一多诗作新论

闻一多的《红烛》、《死水》、《真我集》等三部诗作意蕴丰富，其整体可以勾勒为一座“红与黑”的诗歌殿堂，这是诗人与其诗歌的精神轮廓。诗人的心灵历史及心理特征在诗中显现了美育为上的救世情怀，其诗作具有“纯形”的诗美特征和沉郁的美学风格。     

岑参“西征”诗地名探讨

《甘肃师大学报》(社科版)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刊载了胡大浚同志的《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该文以充分的事实说明,岑参的两首“西征”诗,即《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并不是闻一多先生说的“天宝十三载冬破播仙之作”,而是为“征讨越境西侵的回纥”而作。几十年来,凡论及岑参“西征”诗者,大部分都受闻一多先生上述说法的影响,以致对“西征”诗的地名、本义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质疑》通过对“西征”诗地名的辨析,试图推翻这个旧说,这对深     

孙大雨：“新月”的别一种韵律

“新月”诗在我国新诗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以往论“新月”诗,谈得最多的是以徐志摩和闻一多为代表所追求的“精致小巧”、“玲珑剔透”的新诗理论和实践,很少谈及另一位新月诗人孙大雨。孙大雨提出新格律诗的“音组”理论及其创作中的“粗笔浓墨”诗风,在“新月”诗中别具一格,并由此奏出“新月”诗派互补共生的多彩韵律。     

中西合璧的“宁馨儿”--从闻一多格律诗的后续影响谈起

闻一多是新诗格律理论的奠基者，他的格律诗对二十年代后期的中国诗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试图独辟蹊径，从闻一多格律诗的后续影响谈起，从而追溯新格律诗独特的理论美学建构，并对其优缺点进行探讨。     

试论闻一多诗歌写作的终结

中国现代新诗杰出的引领者、新月派的领袖──闻一多三十年代基本上中止了诗歌创作,这对于闻一多的一生、对于整个新诗史都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本人试图从诗歌写作与现实生存的理想表达之关系、三十年代闻一多的生存境况、学者生涯对闻一多的意味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次深入探讨。     

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艺术风格

现代诗人闻一多曾写过一篇《宫体诗的自赎》，其中在谈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说：“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渎亵。”“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的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的过程。至于那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下的那份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向后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可估计的。”诗人评诗，心心相印。虽有溢美之嫌。然足见后代诗人对此诗拍案激赏之神情。     

闻一多殉难的文化意义解读

我们纪念闻一多昆明殉难60周年是因为他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已是一种提升。闻一多对黑暗反动势力最终以死相拼的决绝态度,受着20世纪、特别是这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特定语境的支撑。他的思想中很好地结合了中西宗教哲学的精华,他的殉难体现着一种独特的生死观,突出地表现为舍生取义和为理想而生。闻一多诗笔下的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写死终究是为了写一份对生的热爱和敬仰,以诗情为哲理,实现对人生的审美超越。从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审美文化几个方面,深入细致地探讨闻一多殉难的意义,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终其一生,闻一多都是个“诗人”,是个用生命来写诗、把生命写成诗的人。     

金丝鸟、菟丝和简爱——试论南朝艳情诗与“五四”爱情诗

魏晋南北朝与“五四”时期同属社会动荡 ,思想开放时期 ,反映其时情和爱觉醒的有南朝艳情诗、“五四”爱情诗 ,二者有相似性。然南朝艳情诗体现着男性中心和男性霸权 ,“五四”爱情诗则反映着女性的尊严、独立人格和男女互爱。     

《春江花月夜》：突破宫体诗的意境

在诗歌发展历史中．淘汰是很无情的。乾隆皇帝诗作达数万首．可是没有一首是富有真正的艺术生命、能够活在后代人的记忆中的。张若虚只留下两首诗．其中一首就成为了千古杰作,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但是,这个经典和其他许多经典不大相同,那就是从题目到立意．都不能说是原创的,而是在古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古题作诗,在唐代是普遍的做法,是一种方便,也有很大的难度。     

郭沫若与闻一多诗歌的情感归宿

郭沫若和闻一多二人在对待作诗的态度上截然不同。郭沫若作诗，主张“写”；闻一多作诗，则主张“做”。“写”和“做”在这里各自具有着其特殊的含义。“写”就是郭沫若所说的“自然流露”；而“做”则强调艺术上的加工追求。郭沫若为强调“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时候”，他说“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像一张明镜，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活动在里面。”那“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的《离骚》，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     

《春江花月夜》诗歌与乐曲的比较赏析

唐代一生只留下两首诗的张若虚就是因为《春江花月夜》而“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该诗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上海大同乐会的柳尧章,也就是因为《春江花月夜》这一曲现代民族管弦乐交响化的开山之作,造就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民族音乐发展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人们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甚至有人以诗句填人曲谱歌唱,认为它们同声同气、异曲同工。其实由于创作时代背景、作者境界的差异,若能仔细体会,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试论“纯诗”理论与“国民文学”的深层悖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纯诗”理论的提倡者们如穆木天、王独清都曾试图指出他们的“纯诗”主张与自“五四”以来的“国民文学”理念并无矛盾。他们的这种辩解固然具有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他们跻身“新文学”主流、获得“合法性”的强烈愿望,但是,“纯诗”与“国民文学”在语言取向、审美取向、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具有难以规避的深层张力与深层悖论。     

情感与想象的孕育－闻一多诗歌意象审美特征探析

意象是诗歌抒情言志的基本单位，诗的解读，是从意象开始的。为此，本通过对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全面考察，较全面具体地探讨了闻一多诗歌想象的审美特征。作认为：在诗人澎湃的激情、丰富的想象以及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闻一多诗中意象明显呈现出了新颖独特、“浓丽敏密”、包含童趣的美学特征。     

浅析『逆城市化』的几种错误认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现象.它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大城市中心区萎缩),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转移.这种转移最早出现在若干发达国家的城市中.为更好地认识逆城市化现象,本文着重就逆城市化的几种错误认识作一剖析.     

闻一多人格精神的两极

通常,人们不但以“诗人—学者—斗士”的“发展论”来解释闻一多人生形式的“突转”,也用它解释闻一多充满矛盾的批评理论与美学思想。然而作家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结构往往比我们已经习惯用完美的进化图式展示和阐释的都更复杂。闻一多人生形式与诗论的前后矛盾,主要取决于他人格心理中两种相互矛盾的因素：一是求“完美”,即道德的完善与艺术的秩序、和谐、圆满;一是求“极致”,即感性或状态的极端沉醉。追求完美,也就是追求“神圣”之境,它带来闻一多人生与艺术的理性色彩、古典情怀,却也导致某种抑郁;“极致”求的是片面的精彩,它使闻一多在谨严典雅之外另有一种单纯热烈的浪漫情怀和激情宣泄。此二者形成的张力关系,造就了闻一多充满矛盾、内蕴丰富的艺术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