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期权化”

浙江台州市某县级市的房管办负责人在位时，利用自己的关系，将市区黄金地段大片土地出让给某民营企业主。该负责人退休后，被聘为该企业干部，年薪30万元，高级住房一套。     

当官的“正路”与“邪道”

腐败是国家最头痛也是最显眼的病灶。而最大的腐败是人事的腐败 人事腐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家缺乏一个稳定而切实可行的选拔任用制度     

芜湖“红顶商人”现象调查

有时，一个大问题是通过解剖一只小麻雀来揭示的，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现象就是这只带着大问题的小麻雀。     

清理“红顶商人”中央再度发力

在当代中国，官员与企业各取所需——一方面是商人红顶化，另一方面则是红顶商人化。尽管三令五申，但官员到企业兼职已经是第三波了。目前，一场清理运动正在各地进行。但只清理，不惩罚，其效果有限，就难免卷土重来。     

阜阳官场“清淤”

阜阳系列贪腐案主要官员陆续获刑,在阜阳官员们看来,在经济上步入正轨的同时,对其他涉案者清算的恰当时机已经来临。只有彻底铲除贪腐土壤,阜阳才能真正地站在新的起点上     

“首富”落马引发兰州官员“多米诺”

自2004年7月兰州“首富”张国芳被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措施至今。短短半年内。这一事件的波动呈“多米诺”效应蔓延开来。众多官员牵涉其中。     

从“审计清单”看中央反腐决心

近年来，许多高官在中央的反腐工作中纷纷落马。其中，不乏国家重要部门、执法部门中身居要职的决策。从2005年的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风山、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等十多位高位的一一伏法，到2004年触目惊心的审计“清单”。这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充分体现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是“动了真格”。     

舆论监督的作用浅析

舆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其他的监督形式相比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给不法者造成一种舆论压力，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有效地扼制腐败、防止权力的滥用。例如，1999     

民国时期奉天“反腐败”面面观

在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民国时期的档案中,有当时政府和军队有关“反腐败”的命令、通告等文件,这些尘封的历史档案记录了当时社会的腐败问题和政府、军队对腐败问题的态度,对我们今天反腐倡廉有许多启示。张学良将军惩治腐败民国时期的贪污腐败之风,不仅在地方政府官员中盛行,而且军队中也存在。张学良将军对东北军一些官兵营私舞弊等恶劣之风深恶痛绝,接连两次发布告,严明纪律,整顿作风。1928年12月8日,张学良将军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名义签发严禁官兵与商民勾结盗卖公物的布告。当时,有的军官和士兵把武器装备、营房设备、生活用…     

展局长的官场“买卖”

一个有违法前科且劣迹斑斑的人,何以能在仕途上屡次“脱险”,且一路高升?     

不宜否定“奉献”

首都某报1月20日刊登章《常识以下的溢美之词》，就另一家报纸的散中“老领导退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贡献”一语提出异议。     

政府的责任是一种“有限责任”

嘉禾官员的任免一直惊动到中央，为什么?因为事情闹大了，地方官员不敢承担决策的责任一这与目前大为张扬的”问责制”的精神是直接抵触的     

为何要以官为尊？

是否有种无形的力量，正在通过腐败这只手，点点地剥离传统赋予官僚阶层的过多的威严与声望．从而为某种新型的官民关系开启一个未来？[编者按]     

富人二代——“富二代”，稳步走

余进华跟着父亲余阿寿出海贩鱼。深夜，海上突起风浪，船舱进水，他们随时有可能命丧大海。父亲一声不吭地弯下腰，沉着地将积水一勺勺往外舀。瞬时，余进华也忘记了恐惧，蹲下身，用小碗与父亲一道往船外不停地舀水……天亮了，父子俩漂到了一个无名小岛，从急风大浪中死里逃生。     

偶然中的必然 高层集中谈干部

仔细研究最近一段时间中央高层人士的讲话，就会发现：“干部”两个字成为穿起项链的主线。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尉健行，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不同场合都谈到干部问题。     

《行政许可法》限权之后须防扩权

《行政许可法》实施后,有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并不甘心失去权力,因此需警惕新一轮的权力扩张冲动     

摘掉红顶商人的乌纱帽

“红顶商人”本指清代巨贾胡雪岩。胡发迹后，因力助左宗棠有功，御封一品顶戴，故称红顶商人。胡雪岩(1823～1885)，清末大资本家。初年在杭州设银号，经理官库银务。1861年从上海运军火粮米接济杭州清军，次年又为清军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常捷军”；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代借内外债125O余万两。他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在杭州开设庆余堂药店，并经营出口丝业。1884年受洋商排挤破产。当代中国大陆的“红顶商人”指两种人，一是在企业兼任要职的党或政府的领导干部，二是在党政机关兼任领导职务的企业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