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本体”角度看朱山坡小说超度人生的悲悯情怀

朱山坡的小说创作强调精神高度,在时代背景下,年轻人的精神归宿是其小说的一大核心主题。他用近乎宗教的慈悲情怀,予以底层乡民们温暖和关爱,并书写他们心中的理想和憧憬、彼此关爱的温暖。本文用李泽厚"情本体"理论,从"以情作为人生归宿""以情成就天地境界"来分析朱山坡小说的独特情怀。     

我们从邻国的新村运动中学到了什么?——韩、日两国乡村振兴运动中的教育功用透视

韩、日两国都十分重视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通过正规和非正规两种教育形式提高乡民素质、改变乡民观念并增强其伦理道德水平和国民凝聚力、建设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可借鉴韩日做法:以政府为主导实行财政、立法双轮驱动,切实加强乡村振兴"硬建设",改善乡村基础设施面貌,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农产业,提高乡民物质生产水平;以教育为主导实行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双轮驱动,切实加强乡村振兴"软建设",强化乡民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新型乡民,提升乡民精神生活境界。     

试述20世纪前期华北乡村中的弱势阶层

20世纪前期,华北村庄的弱势阶层指乡土资源的拥有量极度有限,社区地位最低的阶层,主要包括长工、普通乞丐、普通看青夫、地方等群体。他们土地资源匮乏,生活在乡土社区的边缘,被乡民"贱视",其职业行当非普通乡民所愿为,通常是村庄照顾与救济的对象。同为穷困潦倒,弱势阶层与无赖能人有本质区别,前者属于普通极贫户,其贫穷因"正常"原因所致;而后者则因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而致贫,且常因霸力为乡民所惧,在村庄道德评价体系中为乡民所嫌恶。弱势阶层的形成与特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20世纪前期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微观缩影。     

它山庙会及其民间信仰

古鄞江镇唐代水利工程它山堰竣工后,乡民修建它山庙永祭县令王元暐。千百年来,鄞江民众约定俗成,每当农历"三月三"、"六月六"、"十月十"之时,它山庙内人如潮涌,演戏娱神,商贾云集。它山庙会香火不绝,逐渐发展成集宗教祭祀、娱乐游艺和集市贸易于一体的民俗活动。庙会的祭祀仪式隆重,巡游场面壮观,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特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研究——以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例

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多样化的语言服饰节日文化以及生态的建筑饮食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在本地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过程中也遇到了挑战,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性与抽象性使其与乡民生活存在差距、乡民知行脱节、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物质底子薄等.因此,要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就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四化":一是化为乡土语言的现代化表达;二是化为乡土生活的行为表现;三是化为乡民利益的实际表现;四是化为新时代的宣传形式.     

略论屠孝实的宗教观

屠孝实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宗教研究专家。他从人的内在精神需要和直接自我意识、直观、情感的角度来诠释宗教,提出宗教是人对"超越者"的直接感受,宗教的本质就在直接的主观经验;宗教产生的根源:一是人面对自然、社会的束缚而希望获得解脱(求解脱的心),二是人的直接的宗教经验,宗教的对象"超越者"是最高理想,而不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大多数人认为的神鬼;宗教与科学是互补的,可并存的,因为科学的动力离不开宗教信仰,而宗教需要借助科学"破除迷信,寻求正智"。     

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私塾与学堂——20世纪前期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历史阙失

20世纪前期,新式学堂在国家“求才”与教育现代化的背景下被注入乡村社会,却表现出种种的不适应,受到乡民的回避、抵制与抗拒;私塾在草根社会则以其极强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受到乡民的青睐。乡民对待私塾与新式学堂的不同态度,是他们对教育现代化努力阙失的回应,是他们受教育权遭遇剥离的“理性”抗争。     

“盟誓节”的社会功能分析——基于从江县占里村的田野调查

"盟誓节"是占里侗族诸多传统节日中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在当地乡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通过细致访谈与实地参与观察,对占里"盟誓节"的起源与节庆仪式过程进行了全面地梳理与详细地描述,试图揭示今天这一节庆活动所蕴含的包括加强乡民身份的自我认同、教育并规范村民的言行举止、实现聚落内外社会关系的重组以及集中消费生活物资等在内的诸多社会功能。     

《高祖还乡》中被忽略的乡民形象解读

元人睢景臣的套数[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之所以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自有它的"新奇"之处。表象当中"这个乡民"对刘邦归乡场面的戏谑、嘲笑以及对刘邦本人"根底"的揭露大快人心,实质上是读者与观众心理的情绪与"这个乡民"心理情绪的"叛逆"产生了共鸣。如此胆大妄为的创作,或许只有在元代可以公开挑战以往的思想。此套数当世已负盛名,也受到后世读者喜欢,自有它的积极意义所在。     

乡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机理与调处机制——以福建岩兜村为个案

宗族、乡村基层的行政力量、基层派出所、基层法院构成了乡民社会纠纷调处的基本结构。这种调处结构在很多时候形成了一种调处网络,乡村民众的利益纠纷往往需要这种网络调处机制才能进行有效调处。在这种网络之上,还包括中国行政体制中的各层政府职能部门的干预,尽管这些政府力量干预的纠纷往往是所谓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但其仍然构成乡民社会利益调处的重要机制。这种涵盖多层政府行政力量的综合干预在乡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表现尤为突出。岩兜村改革开放以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具有多目标化、多层次性特征,在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调处中也呈现越级干预特点。应对乡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应该整合多层次调处力量,优化调处机制,更要在现有调处机制之外求解,以维护乡民社会的和谐稳定。     

建国以来大马散佤族宗教文化的变迁——以民居变化为载体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大马散佤族仍信仰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在所住的干栏式茅草房的建盖过程及房屋的内外部结构中,都充满着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新建的干栏式石棉瓦房中,只保留了"鬼门、鬼火塘"等原始宗教的有形痕迹。到了2004年建盖的四墙落地式砖瓦房中,原始宗教的有形痕迹就基本找不到了。这些有形的宗教文化的变化,说明原始宗教对大马散佤族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但有形的部分消失了,并不等于无形的影响也随之消失。从村民对待拆除住房的态度来看,无形的"鬼神"观念对他们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论灵性资本在客家乡村建设中的作用——粤东客家族群基督教信仰的实证研究

粤东客家族群认识与接触基督教,始于广东五华县长布镇大田老禾仓开基祖复兴公在樟村建立的基督教堂。老禾仓村的基督教徒依托灵性资本,带动本地的非基督教信徒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并依托客家宗亲文化促使村民参与乡村建设。对老禾仓村的田野调查材料表明,客家族群民间信仰的包容性是基督教在粤东客家地区扎根并形成宗教灵性资本的基础。基督教精神与客家传统文化的融合,可以激发灵性资本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上海郊区与日本乡村民居环境习俗的调查

由在中国上海郊区和日本乡村实地调查可见两地民居的环境习俗的一些基本差异，即中国江南乡村讲究环境的选择，日本乡村侧重于环境的布设；中国江南乡村永恒建造的习俗较多，日本在民居建造上的习俗较少；中国江南在房屋部件安排上顾忌较少，日本民居中宗教、信仰成份极多；中国江南乡村基本不保留旧居样式，日本农村保持传统，不愿重建；中国江南农村民居配置以好房间给后辈为原则，日本则讲究论资排辈，等等。     

论沈从文小说中各色"乡下人"形象

沈从文站在湘西"乡下人"的立场,用湘西"乡下人"的眼光来审视社会。他所塑造的"乡下人"形象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认识价值,是"乡下人"的写真。在他们大多数人身上,都闪耀着"人性美"的光辉。     

巴蜀地区的＂小神子＂信仰及其文化谱系

从明朝初年开始,大批汉族移民跟随远征的军队从江浙一带进入到西南地区,随之带来的邪恶神灵（如五通神等）被当地原住民贬称为“小神子”。在不同的族群文化和民间宗教快速嬗变的过程中,小神子也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信仰。据说其神性与一般的主神不同,虽然它能给主人家带来数不尽的财富,但若有人对之稍有不恭,它便行捉弄害人之事。因此普通村民对它都存有敬畏心理。在民间传说中人们又不断添加进去一些想象和诬蔑的成分,最终使得小神子被妖魔化成为地道的恶神。     

论非自愿性移民由村民向市民的嬗变——以湛江经济开发区东海岛移民社区为例简

非自愿性移民从农村动迁到城市,户籍身份由村民变为市民,但这并不意味着村民就成为真正的市民。从村民到市民,要经历职业、社会规范、精神文化、价值观等一系列的嬗变。这一嬗变过程将是一个艰巨而又漫长的过程。只有在这些方面嬗变实现之后,村民才是真正的市民。     

协商民主嵌入村民自治:价值、挑战与对策

协商民主具有破解村民自治"四大民主要素"发展失衡,纠正村民自治中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主体错位,防止村民自治中村民享有的权利被悬置,克服实践中村民自治制度被异化,破解级差政治信任的结构性风险等重要价值。但协商民主嵌入村民自治也面临缺乏法律依据,乡村干部积极性不高,自治主体协商能力薄弱和政治冷漠,自治的制度环境变迁等挑战。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协商民主,国家要为村民自治提供法规保障,建立推进协商民主嵌入村民自治的组织工作制度,培育和提高村民的协商能力与热情,适应制度环境变迁,探索推进协商民主嵌入村民自治的适度单元。     

中国农村殡葬改革实践

推进殡葬改革以来,国家在节省资源和丧葬世俗化的旗帜下试图以行为的改造去改变村民的丧葬观念,村民却不顾丧葬观念的变化一直以火化后再葬或者偷埋等变相的土葬方式来回应。一直以来国家视角之下的传统丧葬被看作移风易俗的对象,在村民的日常实践中丧葬却是一场重要的道德仪式。从处于国家法规与习惯道德之间的利益计算的角度去解释村民的规避行为,从国家制定法没为村民提供他们能实现其利益的有效的行为方式这一方面可以去理解村民坚持土葬的原因。     

论村民行政诉权

法律对村委会的行政诉讼被告主体地位规定不明确,仅把村委会的部分行为纳入民事诉讼的范围,易形成诉讼上的盲区。村民自治权对村民来说是一种内部的公共权力,村委会可以被看做是村民自治组织的执行机构,故村委会行使村民自治权的行为也具有公共权力的性质。笔者认为,只有将村委会行使村民自治权的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才能更好地保护村民的行政诉权,同时还应当加强对农村法律知识的宣传和对村民行政诉权保护方面的研究。     

村民自治中的消极参与原因初探

消极政治参与在绝大多数政治体系中基本上都是普遍现象.我们的某些官员为了某种需要制造出令人惊讶的高投票率.实有必要揭去这层虚伪的面纱,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限于作者的能力,本文仅就村民自治中的消极参与原因作一粗略分析.本文认为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前村民自治时期的政治文化的惯性作用力;第二,农民通过村民自治实现利益诉求的机会成本太高;第三,强大的国家权力对于农民政治效能感的有力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