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璧德之新人文主义观对吴宓文学观的影响

吴宓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受到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观极为深刻的影响.白璧德所指的“模仿”并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模仿,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模仿.吴宓接受了白璧德的模仿论,认为作家创作、民族文学的发展均离不开模仿;吴宓接受了白璧德对浪漫主义的批评思想,认为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没有反映正常的人性,从而对其采取否定态度;吴宓接受了白璧德关于文类简洁、鲜明的相关观点,严格区分了诗与文的界限.     

吴宓与新人文主义

吴宓是新人文主义的一位信徒,他受到了白璧德极为深刻的影响.此文详细梳理了吴宓对新人文主义的译介,并从文化观、文学观两个角度深入探讨了吴宓与新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文化观上,吴宓主张构造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必须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使之熔铸贯通.在文学观上,吴宓主张应该学习西方的现实主义,激烈批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应该吸取优良的传统,而不能完全反叛旧有之传统.他的这些思想的渊源就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吴宓伦理思想构建的理论来源

吴宓是学衡派的领军人物,贯穿吴宓一生文化思想的是他对传统伦理精神的坚守与弘扬。吴宓认为政治的根本在于道德,欲救世救国,就必须重塑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人伦精神和理想人格,“以人格而升国格,”才能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得以“重建民族的自尊”。吴宓伦理思想的构建,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要资源,又得益于白壁德新人文主义和柏拉图哲学思想,从而使其伦理思想带有浓郁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有了我们可以把握的基本脉络。     

儒学传统与新人文主义的碰撞与传承——吴宓、曹慕樊学术思想共鸣之契机

“学衡”派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反思作用,现在,面对“文学失语症”、“文化霸权”的危机,这些思想更是弥足珍贵。作为“学衡”派灵魂人物的吴宓,其一生遭遇坎坷,学术思想未曾大放异彩,但历经浩劫终究流传至今。吴宓晚年遇到一位极为重要的后辈友人曹慕樊,他们思想方面的共鸣可谓“学衡”精神的一种传承。文章重点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吴宓与曹慕樊在文艺、诗艺上的共通之处。     

“仁,天下归仁”:吴宓的人文主义和社会人生追求

吴宓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他毕生领受、担当和守护的人文主义和社会人生追求,便是"仁,天下归仁";他人生的84个春秋,书写的便是"仁,天下归仁";他殉的情与道,便是"仁,天下归仁"。"仁,天下归仁",成了吴宓学术文化研究、教育教学和文学创作的宗旨与灵魂。他的这一人文主义和社会人生追求,对于现今建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意义。     

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

上世纪初期，中西文化思想在交汇撞击之时，梁实秋多次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论争。文章分析了梁实秋选择新人文主义的审美文学观的原因，新人文主义文学观的发展及内涵，梁实秋文学观和文学实践同新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     

吴宓与胡适教育观之比较

吴宓、胡适两位著名学者同为＂庚款＂留美学生。吴宓师从哈佛教授白璧德,受到新人文主义的熏陶,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受教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毕生实践着实用主义教育观。吴宓、胡适所受导师的影响及二人本身在哲学观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教育思想的相通与差异。本文在综合比较了二位学者之间教育观的异同处及其形成原因后揭示了他们的教育观对我国现行教育的借鉴意义与价值。     

无法圆满的悲剧——我看吴宓及其文化理想

作为“学衡派”主要组织者和思想家的吴宓,始终无法改变其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悲剧性。这种悲剧一方面体现为他的古典主义理想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实际明显脱节,另一方面则在于就是吴宓自己也无法调和“亦新亦旧”的内外矛盾,正是这样的矛盾使得他成为了新与旧之间的孤独的文化旅人。     

考证派新红学发展历程回顾与评述

对近百年考证派新红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与评述:一、新红学的发展历程。1922年“胡蔡论战:”胡适“新红学”研究范式走上历史舞台;“自传说”与“续书说:”胡适“新红学”研究范式的桥头堡;俞平伯、周汝昌:撑起“新红学”脊梁的双子星座。二、褒贬参半、命运多舛:胡适新红学范式的坎坷命运。     

乔治·萨顿的新人文主义观

作为科学史的奠基人,乔治·萨顿认为科学的真正价值在于科学的精神价值而不是工具价值,科学的进步性和统一性使科学史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中心。他意识到科学和人文的分裂,因而提出了"新人文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新人文主义开辟出一条以科学为基础的新道路。新人文主义人性化的科学史是旧人文主义者与科学家的桥梁,人们以谦逊和宽容的态度正确地认识科学过去的辉煌结晶。新人文主义为科学和人文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新人文主义视野下的科学教育理念

虽然当今科学已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科学的价值已为更多的人所承认,但是相对应的科学教育却大多仍停留在对科学现成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科学教育的核心理念——那种深沉的人文情怀。因此我们应当提倡一种新人文主义视野下的科学教育理念,这种新的教育理念是在传统的人文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传统的人文主义的演变发展及其与新人文主义教育观的辨析得出,新人文主义教育观更多的强调把价值教育放在整个教育的首要地位。所以新人文主义视野下的科学教育不仅是对传统人文主义科学教育的全面超越,而且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的内在统一,并由此开辟了人类理性的新天地。     

论吴宓《文学与人生》及其他

吴宓是五四时期“学衡派”的领军人物,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一直与新文化运动保持相当的距离。吴宓所激赏的是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开始的一条新人文主义的线索。他对儒家文化缺少精进的把握,个体经验性的阅读和缺少学术史的支撑,使得他的论述在公共领域显得幼稚浅显,吴宓回国之初的学术思路一直延续到他 1930年开始写作的《文学与人生》之中。他的学术思路受益于阿诺德,他的兴趣不仅仅是纯学术的研究,而更倾向于现实人生中个人和社会伦理的重构。但他在对人生的分析中,隐含着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他没有关注充满多辨的学术史问题,往往以新人文主义的眼光来阅读作品,这使得他的作品难以进入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中。《文学与人生》预示着他在学术上无法进展,但对于他的则是个人人生的“圣经”,他把注意力过多地放置于具体的人生关怀上,加上与儒家理想相结合和表述不严密,当然受到主流话语的压抑,他所推崇的新人文主义在中国未能流行,他的学术著作也少有精彩之处,这与他归国时的抱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关于新人文主义批评的理解与思考

吴培显先生的《诗、史、思的融合与失衡———当代文学的一种反思》 ,是一部倡导“新人文主义批评”的理论著作 ,是建立在以对当代文学的宏观把握为基础 ,以诗史思有机融合的批评标准来解剖当代文坛上有典型意义的文学个案 ,也在个案剖析中让诗史思有机融合的准则得到证明和检验上的。无论从理论框架还是从批评实践上来看 ,都具有一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普遍性意义。但从批评应用对象来看 ,作品对抒情文学的分析不够 ;从具体的批评层面上看 ,也有着重内容而轻形式的现象 ;而从其评论标准来看 ,亦应在诗史思三维中凸现诗性原则。     

吴宓文化思想研究的新拓展

在第四届全国吴宓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围绕吴宓的哲学观、文化观,吴宓的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学研究,以及吴宓先生的“博雅会通”等方面进行了发言,研究范围有了新的拓展。     

“新红学”述评

本文细致地论述了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派的基本观点 ,它对“索隐派”的批评与超越 ;“新红学”自身观点的发展变化 ;“新红学”所受到的政治打击以及学术界对它的误解 ,并对“新红学”给予了全面的历史的评价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中国新学的发生离不开西方学的影响，学批评也同样。上个世纪20-30年代，经过学衡诸子的引介和梁实秋的宣传，白壁德的新人主义一度在中国旅行，二派借助于该理论批评中国现代学。前坚持“以道德为本”，认定道德是学批评的标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突破了道德的樊篱，背离了人心，受批评是理所当然的；梁实秋则坚持作为人性的最高节制的“理性”才是学批评的准星，学批评尤应注重“历史的透视”方法。     

人文主义:传统与现代

西方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经历了人文科学、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 (人本学 )四个阶段。现代哲学人文主义的涵义发生重大变化 ,反对传统的主体主义 ,关注人的现实生存处境 ,从非理性到合理性。同时 ,针对传统的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出现了当代人道主义的三种理论形式     

“理欲之辨”与清初理性精神的复归

从宋儒到晚明先锋派文人再到清初具有反思精神的思想家,人们之于理欲观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清人不仅纠正了宋儒“理欲对立”的错误,同时也批判了晚明士人在欲望上的过度放纵;既不赞成明人的“弃理从欲”,同时也反对宋儒的“存理灭欲”,而是主张在“以理节情”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理、欲调和.克服“唯理”或“唯欲”的偏激而更趋向“理欲兼顾”的中庸, “理欲之辨”也由此被逐渐导向了富有理性精神的合理化方向.     

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

“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理论宣传阵地，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学衡派”表现出的“新保守主义”，在接受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特征的同时，试图从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规范化上制衡文化激进主义、惟科学主义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的现代失范，尤其是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的沦丧或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