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闲适诗创作心态刍议

白居易闲适诗创作心态刍议张金亮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他当时已作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并解释闲适诗的涵义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作者不仅在分类的行文次序上将闲适诗列为第二，而且在下文里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对闲适诗...     

白居易新乐府诗中的真实性原则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位。他曾将自己51岁以前写的1300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为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共有170多首。其中《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可谓"篇篇无空文,句     

白居易讽谕诗论浅说

唐代大诗人自居易,也是一个诗论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篇,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诗歌理论。白居易的创作是复杂的,他曾把自己所写的诗歌分成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无论是就诗的内容还是就诗的风格而言,讽谕诗和其它三类诗是截然不同的,而白居易的诗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结合自己的讽谕诗创作,来论述诗歌产生的源     

刍居易诗歌归类考——兼及《长恨歌》的主题

一般认为，自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除杂律以形式为依据以外，讽谕、闲适、感伤三类诗歌均根据内容进行分类。但研究发现，讽谕诗、闲适诗的分类是以”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两个方面为依托，这里并未为感伤诗提供相应的位置，因为儒家这一核心思想并无第三个方面。因此感伤诗的分类，不可能采用与讽谕诗、闲适诗相同的内容依据。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实际上使用了三种标准，是三次分类的结果，把这一分类结果进行直接并列，而不是分层次表述，这种处理方式与现代严格的逻辑分类要求不同，反映了我国古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按照白居易自己确定的标准和分类方式，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并无归类不当问题，但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由于不是以表达特定内容或主题为依据，所以既不能作为表达爱情主题的证据，也并不影响它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政治主题。     

《长恨歌》之恨——兼谈白居易感伤诗的立体抒情性

白居易在《与无九书》中把自己的诗作按内容分为三类:“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因事立题”,谓之讽谕诗;“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翫性情者”,谓之闲适诗;“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三者之中,以《长恨歌》为代表的感伤诗甚为时人所推祟,可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因为,在自居易的思想里,儒家传统思想虽占着主导地位,却还杂有释、道的色彩,他所“奉而始终”的是“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立身处世之道,而讽谕诗正可明其“兼济之志”,闲适诗恰能示其“独善之义”。     

试论白居易的自分诗类

唐宪宗元和十年(八一五年),白居易在被贬为江州司马的任上,第一次将他写的诗歌编集分类。编为十五卷,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对于这个分类,诗人同年在《与元九书》中作了这样的说明:“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     

试谈白居易反映农民生活的诗

<正>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其诗现存二千八百零六首,诗人将他的诗歌创作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这个分类原不够理想,因为前三类以内容分,后一类又以形式分,角度不同,未免夹杂。当然,对白诗的评价历来也有不同的意见,贬者认为白居易诗风格卑下,过于俚俗,尤其他所写的那些反映农民生活的诗,并非出于关怀农     

不称心之“闲”,何得“适”来?——读白居易的闲适诗

提到白居易的诗,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的讽谕诗和感伤诗。这不但因为它是诗人得意之作,而且也是历代公认的白诗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高的作品。讽谕诗中的《新乐府》、《秦中吟》,感伤诗中的《长恨歌》、《琵琶行》,更是脍炙人口,为历代文学家们赞不绝口,文学史家们更是津津乐道。不仅如此,在这方面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成绩甚佳。然而对于白居易的闲适诗,似乎很少有人问津,不但文学史书上较少提起,而且到现时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为数不多。其实这并不奇怪。一方面看,这类作品中名篇极少,而且又是“闲适”的内容。这样,“闲”而且“适”,自然也就没     

论元稹的古体诗

元稹的古体诗在平仄、用韵、句式、修辞等方面表现出汉魏古诗的特色,具有汉魏古诗的古朴风格.他的古体诗讽谕兴寄与吟写性情并重,题材广泛,一方面开拓了古体诗的题材范围,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中唐感伤闲适的创作风气.     

白居易诗歌与日本平安朝文学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时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共收录诗文近4000篇。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闲适、感伤、讽谕、杂     

遗神取貌——白居易讽喻诗对宋词的影响

白居易自分其诗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最重讽喻之作,在诗集中冠之卷首,认为杂律诗无足轻重,称＂他时有为我编斯文者,略之可也＂。然白氏的喜尚恰与时俗倾向相左：＂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不仅中唐,纵观有宋一代,词中亦是不重其讽喻之作。大抵而言,白氏讽喻诗中,只有《井底引银瓶》等少量作品对宋词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并且这些＂少量作品＂或以女性悲欢为中心,或仅取诗歌景语,至于＂唯歌生民病＂之类反映民瘼的诸如＂近正声＂的《秦中吟》一类,宋词并未体现出过多关注。     

论白居易的讽谕诗

白居易的讽谕诗大多作于元和初他被授予翰林学士和被任为左拾遗的时期,主要作品为《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讽谕诗不仅是诗的奏章,也是诗的呐喊、诗的鞭笞,是诗人冒死以诗的形式为民请命。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后世诗人关心政治和民生有一定的影响     

白居易讽谕诗的人道理想

一陈寅恪先生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元白集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淘唐代诗中之钜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如果说,元、白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是中晚唐诗坛现实主义的高峰,那末,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高潮。尽管这些为“时”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讽谕诗,历来被不少诗论家讥为“浅俗”而遭到“艺术性不强”的非难,但如果我们试从白集中抽出这些跃动着时代的脉膊、现实性极强的讽谕诗,白居易的作品恐怕将因此而显得苍白无力,很难同他得到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称号名实相副了。     

论杜荀鹤的苦吟及其近体诗的创作特色

杜荀鹤自称“苦吟士”,但不是典型的苦吟诗人。他以“伤时”、“济物”的时事诗、政治诗而奠定了讽谕诗人的地位和影响,又以明丽清新的写景诗句而与苦吟诗派某些诗人创作的幽冷奇僻场景和哀怨凄苦情调大异其趣。《唐风集》全部是近体诗,其创作的特色是:散句多用重字叠词;对句多用数目字;对联多用流水对;对联精心写景。“杜荀鹤体”的特征是以律诗写时事,以通俗的语言炼字炼句。     

《长恨歌》语病

《长恨歌》不是白居易自己最看重的诗,他曾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见《与元九书》)但这仅仅是比较而言。其实诗人对此诗仍有一定的感情,所以又有“一篇《长恨》有风情”的自评。诗人卒后唐宣宗以诗吊之,也有“童子解吟《长恨》曲”的称     

唐代文学概说(下)

(上接本刊第三期) 四、中唐的新发展 看得出,传统的闺怨诗到杜甫,因现实精神和个人具体生活的注入而发生了变形,这两个要素又被中唐文学照样继承下去.比如,占据白居易(772～846)诗核心位置的是讽谕诗与闲适诗.所谓讽谕诗,意图是批判政治、社会;所谓闲适诗,是咏歌我的生活中自足的情感.     

论白居易“三适为一”的乐天知命之诗对宋词的影响

白居易对于宋词产生较大影响的诗歌,并不是他所重视的讽喻诗,而是感伤与闲适诗。闲适诗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侧重感官享乐、世俗生活的旖旎风流、写景咏物之作;另一类则是偏重精神层面的乐天知命之诗。这其中又以恬淡之情、旷达之意、空幻之意为主。     

也析白居易的讽谕诗

白居易的讽谕诗大多是"以情为主而义附之,所以成为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诗,"主要作品有《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思想内容,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后世诗人关心政治和民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其讽谕诗创作也存在不少缺陷,这是由作者创作的主旨所决定的。过分注重"为时为事"、"补察时政"的创作原则,影响了讽谕诗的情致韵味。     

元稹讽谕诗的题材

中唐著名诗人元稹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元白共同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发挥诗歌的讽谕功能,诗笔触及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写时事,推进政治朝向更清明的方向发展。元稹一生诗歌创作颇丰,创作了许多不同体裁和题材的诗歌,其中他最为重视的当为讽谕诗的创作。元稹不仅尝试着用多种体裁创作讽谕诗,且题材广泛。讽谕诗的创作寄寓了元稹的政治理想。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论白居易讽谕诗的创作思想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可贵主张。从他所生活的时代、经历和政治思想等方面可知其这一主张提出的根源。《秦中吟》和《新乐府》更能具本体现白居易讽谕诗的创作动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