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思想位移与当代焦点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是一个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从纵向看,马克思主义的“三化”存在着不断的思想位移：革命时代,时代化引领中国化和大众化;建设初期,大众化引领中国化和时代化;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化引领时代化和大众化.从横向看,当代中国面临的中西文化碰撞、古今思想交汇和新旧马克思主义并存决定了时代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化”建设的焦点.     

毛泽东与邓小平荣辱观差异性的成因研究

时代主题的差异性造成了荣辱观差异性,“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造就了毛泽东的革命荣辱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造就了邓小平的建设荣辱观;实践基础的差异性造成了荣辱观差异性,中国革命实践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荣辱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深刻影响了邓小平的荣辱观;思维方式的差异性造成了荣辱观差异性,浪漫性思维使毛泽东晚年以实事求是为荣的光环逐渐褪色,与邓小平现实主义思维方式形成的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多重“革命”内涵的重合与混杂——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札记

“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事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词”。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革命”的声音覆盖了一切,在“告别革命”的时代,对“革命”的质疑和否定也形成了一种值得警惕的文化遮蔽,在今天,中国文学中的“革命”意义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清理和说明。     

论李达《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对国情的探索及当代价值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近代产业发展状况,通常被誉为“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分析中国近代经济的第一本著作”。但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看,它却是革命处于低潮时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何生根开花结果的经典文本。它通过对中国产业革命概况的分析,从中国在世界的时代方位、中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主体等三个方面说明了革命低潮时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用不着害怕,也用不着怀疑”的主要道理。并巧妙地运用“时代定位法”“经政互动法”“突出主体法”等叙事方法,让革命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坚定了对“必须采用的主义”的信心。今天,研读李达这一阶段的经典文本,体悟到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它所处的时代,对于进一步发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中的指导引领作用,对于进一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行”的历史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     

中国革命的引路人李大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李大钊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黑暗时代,大变革的时代。血气方刚的李大钊借着北斗星光,勇敢地引领中国人民走向解放大道,他是中国革命的引路人。辛亥革命后,引领反袁反督斗争,继续反帝反封建。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中国,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先进的,指引走继续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引领学习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高瞻远瞩,引领中国人民走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路,勇往直前,站在革命的最前列,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的功勋。为了新中国,引领建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实际创始人之一,为党的建立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更是信心百倍地引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他指出了革命的对象与斗争方向,不屈不挠、疾志不渝地宣传与组织人民大众为建立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强大政党建设的理论逻辑进路及其意蕴

中国共产党强大政党建设的时代命题是党奋斗的历史逻辑和中国逻辑。强大的自身建设力、时代引领力、组织运筹力、能力建设力等强大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强大政党建设的理论逻辑进路为时代契合性的逻辑起点、问题导向性的逻辑指向、历史趋势性的逻辑旨趣,而理论时代契合性、理论问题导向性下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统一,理论历史趋势性下时代先导与时代引领相统一贯穿和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强大政党的建设。     

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辛亥革命的失败迫使20世纪的中国人继续面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双重使命,但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沿着既往的道路继续前行,时代呼唤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点亮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希望,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适时地正确地回应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呼唤。但是,时代的呼唤与理论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只意味着理论与满足需要的实践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取决实践主体的智慧与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担当起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使命,从而成为“两个结合”的实践主体。中国革命对新的科学理论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三者有机统一,成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大历史观要求在历史长河的纵深发展下分析问题。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将党的自我革命置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史、百年党史、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探究党的自我革命在各个历史领域中的作用和意义,有助于深入理解自我革命的时代价值。我们要树立大历史观,以党的二十大为新的历史起点,一以贯之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进程。     

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个基本维度

重大时代课题,集中呈现、总体勾勒和深刻反映重大思想理论的核心论题、主题主线和内在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回答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科学严整地呈现出思想体系本身的内在逻辑。一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之维,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科学解答,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领导”“总依据”“总任务”“总目标”“总布局”;二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创造之维,对“建设什么样的”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科学解答,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内涵、总体要求和战略步骤;三是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主动之维,对“建设什么样的”以及“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出科学解答,明确了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确保长期执政的总体要求和战略方针。三个维度呈现的内在逻辑相互贯通、相互渗透,深刻体现着理论创新、实践创造和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辩证统一。     

浅谈如何认识大革命的领导权

如何认识大革命时期的领导权,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学中仍然是一个值得说明白的问题。我认为,要全面地认识大革命的领导权,就应当把握住以下几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一)认识大革命的领导权与整个时代的关系认识大革命的领导权,应以这一时期所处的时代特征为依据。长期以来,多数坚持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但对当时所处的时代强调不够;少数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观点,则根本脱离了这个时代。中国大革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内发生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列宁的号召下: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无产阶级就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中国革命时代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这是因为:从中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上,“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已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时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实现由自在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历史背景与重大意义新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发展的特殊历史时代重大课题的科学应对,也是对我国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重大课题的科学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革命”的“新乐章”的成功谱写,是对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重大发展、对党的基本战略的重大推进,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扩充,是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难题的历史性破解,是对中国的“软实力”的集中概括与极大提升。     

浅析中国和平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引人瞩目的现象。它源自传统“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中国透析大国兴衰历史所做的选择,也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必然要求。它的政策意义在于可以引导中国外交突出周边,推动区域化,注重与欧洲合作,有助于外交政策的平衡;提高中国的影响力;有利于维持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它的实现须借助于国际社会的理解、协作与支持。     

毛泽东民生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毛泽东民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丰富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它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意蕴,其民生思想的核心是“保民”,“爱民”.同时,毛泽东民生思想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实践形成的.既在“革命”中践行“民生”,又把“民生”的履行作为“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进而达到“革命”与“民生”目标的融合与实现.毛泽东民生思想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关怀的一面,又体现出与时俱进,超越前人的一面.因此,深入研究毛泽东民生思想,对于我们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国共“党内合作”决定是正确的吗？——中共早期党史和陈独秀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大革命时期,由马林提出、被共产国际接受的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马林将国民党的性质阐述成人民的党,为共产国际支持该政策制造了假象;为了不给托洛茨基等新反对派抓住把柄,斯大林、布哈林等人为＂党内合作＂政策辩护。＂党内合作＂违背了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混淆了阶级;限制了党的独立自主的发展、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壮大了力量,同时也消耗了陈独秀等人精力,助长了共产党依靠国民党的思想,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中国走通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维和三大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走通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维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习近平的和平发展道路重要讲话是新时期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行动纲领,必将对实现中国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走通和平发展道路、赢得国际社会认同产生巨大的引领作用。     

“和谐世界”思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和谐世界”思想把中国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堆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置于和谐世界中和谐发展。     

上海世博会的精神在形势与政策课中的时代价值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成果集中展示的一次盛会,形成了独特的上海世博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上海世博的精神内涵不仅传承世界博览会“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基本理念,而且蕴含着“低碳环保、文明共生、志愿奉献”的精神遗产。上海世博“进步、创新、和谐”的时代价值在于弘扬了绿色、环保、低碳的发展新理念。在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中,充分利用好世博精神的教育资源,将世博精神与形势与政策教育有效结合,是继承和弘扬世博精神的重要途径。     

论恩格斯关于开展合法斗争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读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深入地反思了法国大革命模式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历史教训,全面地总结和论证了通过普选掌握民主立宪政体人民代议机构权力中心以实现和平转变的优势和利益,分析了在当代军事变革的新形势下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劣势和不利,批驳了“革命权利”说。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原著——《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全面而透彻的解读,是对恩格斯关于开展合法斗争观点的更好理解。     

1927年“南京事件”对中美外交的影响

19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革命运动兴起,通过北伐战争,北洋军政府被推翻。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期间的中外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摩擦不断。1927年3月24日,发生了"南京事件",亦称"南京慘案"。事件发生之后,中美两国在长达一年的交涉中,不断逐渐调整双方关系。"南京事件"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蒋介石亲美外交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中国六十年外交战略嬗变原因探析

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在实践探索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正深人人心,“中国崛起”的概念也愈发清晰。新中国六十年外交战略从“一边倒”到“不结盟”,再到“和谐世界”,其嬗变有着深刻原因。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国际关系更加复杂的新世纪,对新中国外交嬗变原因作深层的探求有着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