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班固

一、时代的特点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汉代的人物。司马迁是在西汉,班固是在东汉。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与过去有显著的不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中占了支配的地位。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抗,成为基本的社会矛盾。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

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佞幸

本文对《史记·佞幸列传》与《汉书·佞幸传》进行对比研读,从中发现司马迁与班固在对待佞幸这个社会特殊群体评价上的不同之处及其原因。     

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之比较

一、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汉代的良史,司马迁在西汉,以《史记》开史学之先,有中国"史学之父"之称;班固在东汉,他本《史记》之体例,以《汉书》开断代史之先.所以后世以"史班"或"班马"并称.他们二人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之处.毛泽东同志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比较研究二人的经济思想,对于弄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具有重大意义.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循吏的不同

《史记》和《汉书》都有循吏传,但是司马迁与班固在对于官吏的选择和评价上有很大的差异,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司马迁、班固义利思想比较

由于西汉武帝年间经济政策的转变、儒学思想的强化，两汉人对待义、利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司马迁、班固承此影响。在《史记》、《汉书》中虽然都为货殖立传，但目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义利思想亦存在有差异。司马迁重货殖，倡导义利并重，班固主张以礼法约束货殖，强调重义轻利。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

司马迁、班固＂游侠观＂的差异是多方面的,表现在游侠的定义、精神内涵、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及作者立传目的等方面。而造成这种种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史家个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品格,也影响到他们的史学观。     

关于司马迁与班固对屈原批评的思考

对屈原及其《离骚》的批评,理论界认同司马迁而贬斥班固。比较起来,在对屈原的人格评价上,司马迁虽道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但神化了屈原。而班固虽有贬抑,却区分了诗人的屈原与政治家的屈原,更接近屈原的本来面目;在对《离骚》的评价上,司马迁只注意到了与《风》、《雅》相同的特征,而班固则更多地看到了相异之处,并认定屈原在政治上虽“非明智之器”,但在创作上却是“妙才”。这个评价客观而中肯,是对屈原研究的一大贡献。因此,对班固的上述观点应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论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

比较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颇有意义。两者都注重反映现实、褒善贬恶，追求写人传神、叙事精彩，赞同文学源于生活，提出文学为时代政治服务，肯定屈原作品和汉赋，运用以文传人的立传方法与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相同之处体现出实录精神。两者不同之处是创作倾向的区别、文学源泉认识的差别、美刺理论重点的不同、评价屈原作品和史记之异。不同原因在于所处时代思想文化状况不同、文学风气不同、两人思想认识不同。     

论司马迁、班固的“实录”精神

随着汉朝专制统治的加强,社会上“为尊者讳”之风渐兴,使得司马迁、班固著史的“实录”精神存有一定差异。本文通过比较马、班两人记载高祖、惠帝、武帝、元帝等西汉尊者的不同笔法,指出司马迁敢于逆批龙鳞,针砭当世;而班固在《汉书》中为西汉尊者隐恶扬善的心情表现得比较明显,他在著史的“实录”精神上逊色于司马迁。     

浅析司马迁和班固对游侠之不同态度

司马迁和班固乃我国历史上两位杰出史家,然二者在很多重大的“史识”上有着明显的分歧,尤以关于游侠的记述甚为突出.班固曾斥司马迁:“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货,此其所以蔽也.”(1)班固此评,受到后世学者非     

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读《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

陈其泰先生《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一书“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详细梳理了班固的创作历程与史学成就,并清晰展现了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这种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史书体例、撰述方法和史学精神三个层面。首先,班固立足于《史记》纪传体体例,断汉为史,取消“世家”,形成了以纪、表、志、传为核心的纪传体断代史格局;其次,班固依靠皇室藏书与内府档案,继承司马迁穷搜冥讨的撰述方法,广泛收集了西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资料;最后,班固延续了司马迁重人事而远鬼神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在深刻揭露帝王沉湎鬼神迷信的同时,也严厉抨击了西汉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     

《周易》对司马迁、班固史学的影响初探

<正> 被列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国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几千年来,它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对我国古代哲学、史学、数学、医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发展,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人们誉之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长期以来,学术界着重从宇宙论、本体论、辨证法及政治观的角度对《周易》进行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而关于《周易》对我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却罕见其文,显得苍白。事实上,无论是从易学史、还是史学史的研究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本文拟探讨《周易》     

略论司马迁的隐逸观--兼及太史公与班固隐逸观的差异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退处士”并非指司马迁排斥隐士,而是司马迁、班固两人不同隐逸观的反映。司马迁对于古代隐逸现象的最早发生持谨慎态度,他褒扬隐士的志节,尊重隐士但不崇尚归隐行为,与班固的既尊隐又崇隐不同。这些特点跟时代风气、司马迁处理史料的方法以及写作手法有关,更取决于作者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辩

我国对正史的态度历来不一,对一些史学家的著史也有不同的评价,如对司马迁、班固这两位正史源头作家就有谁优谁劣的争论.从司马迁、班固的生活年代、著史背景、创作好尚等角度去分析并加以考辩,可知司马迁、班固都是我国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们著史各有所长.司马迁主要贡献在"通史"体例上,班固则体现在"断代史"体例上.在创作方面,他们都十分艰辛,意志坚强.争论他们著史谁优谁劣实没必要,能写出<史记>、<汉书>这样的史著实在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班固与图书编撰

本着重从指导思想、史料的运用及体例等方面论述了班固《汉书》的编撰理论对后世正史编撰的影响。     

司马迁、班固货殖论之分野及其历史价值——兼说《货殖列传》非司马迁原题

本文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货殖传》作了比较分析,指出把班固的《货殖传》说成是“剽窃”司马迁的《货殖列传》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认为司马迁是以人与物质生活的关系作为考察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而从历史的、现实的关系中寻找“通古今之变”的归缩。班固是以“贵谊而贱利”作为出发点和归缩。《货殖列传》是一篇经济名著。《货殖传》是一篇“安贫乐道”的教材。作者认为,班《传》符合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需要;但如果循着史迁的理论走去,中国古代经济史将不是长期停滞的历史。本文还列举大量史料说明《史记·货殖列传》并非司马迁原题。“货殖”一词是班固强加给《史记》的。     

班固与《汉书》

一《汉书》亦称《前汉书》,东汉班固(公元32——92年)撰。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人,出身于世代显贵的家庭,而且家学渊源。父班彪,字叔皮,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是个著名的儒学大师。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就是他的学生。他才高学博,专心史籍,著有《史记后传》百余篇,为班固写作《汉书》奠定下良好的基础。固九岁能作诗赋,十六岁入洛阳太学读书。他不死守章句,只求通晓大义。及长,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所不读。他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