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视角下的非理性话语表达--以山东非法疫苗事件为例

社交媒体环境下,舆论生态既体现着公众意见的自由表达,也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态势。以山东非法疫苗案为例,从网络舆情视角探讨非理性话语问题,并从公众、媒体和政府等层面提出规避非理性表达的因应之道。     

网络空间内公共议题的话语权博弈——以崔永元与方舟子“转基因之争”为例

公共议题向来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方兴未艾的网络更是为公共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空间。此外,许多公众人物也热衷于公共议题的讨论,本文将以崔永元与方舟子"转基因之争"为例,讨论在此过程中,双方在自由发表言论的同时,言语缺乏理性,非理性的话语权博弈无益于公共议题的解决。对公共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公众人物作为一部分人的"意见领袖",应当充分考虑其肩负的社会责任,努力做到真实、客观、理性、文明。     

大众媒体转基因食品报道的风险图景、框架与应对——以《南方周末》为例

转基因食品因其风险的不确定性,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之一。本文以建构论为立足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剖析了《南方周末》对转基因食品的报道,发现其所建构的转基因食品风险图景,主要运用事实框架、领导力框架和冲突框架来呈现。并基于媒体建构风险的视角,试图从报道态度、视角和风险沟通等角度探讨风险应对策略。     

网络舆情反转现象探析——以山东“纱布门”事件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网络已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成为民众获取信息和舆情表达的重要平台。医患关系始终备受全社会关注,相关网络舆情空前活跃,然而近年来涉医事件的网络舆情反转现象时有发生。本文以 2016 年发生在山东潍坊的"纱布门"事件为例,分析网络舆情反转的条件、过程,并对该事件的舆情进行思考。     

移动互联时代社交媒体舆情的形成与引导——以“山东疫苗事件”的微信传播为例

微信的普及不仅带来了社交方式的变革,也为社会舆论的表达开辟了新的空间。目前,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介逐渐成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的发源地,网络舆论的勃发和反转都集中于此。但是社交媒介中谣言和情绪化信息泛滥,政府部门与主流媒体的失声和滞后造成了网络舆情危机的出现。本文就"山东疫苗事件"的微信传播为例,分析移动互联时代舆情的流变及其特征,探讨政府、权威部门和媒体在面对舆情危机时的引导策略。     

行走在“科学精神”和“社会契约”间的转基因风险传播

转基因生物是风险传播的经典案例。复旦转基因争论是媒体与科学界在风险认知方面差异的具体呈现。媒体缺乏科学精神,科学亟待社会契约是科学的风险传播难以沟通风险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在平衡多元的框架下进行风险沟通,取得包括媒体和科学界在内的多方谅解,是改善风险传播的有效途径。     

媒体联动与网络舆情传播研究——以“江西夺刀少年事件”为例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民众利用网络进行意见和诉求表达,因此对网络舆情传播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以媒体联动作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对网络公共事件的个案研究,分析媒体联动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媒体联动促使网络舆情的生成与扩散、媒体联动引导网络舆情方向,并指出了媒体联动在网络舆情传播中的制约因素。     

舆论环境的变化与舆论引导的困境——以“转基因问题”为例

转基因问题在国内是舆论的"雷区"。作为舆论引导主体,权威部门、专家和官方媒体在工具理性支配下,企图用强制、高效的方法迅速收编民意。然而,在反思科学化时代,科学的话语霸权被消解,专家系统和权威主体面临信任危机,民众开始形成自己独有的风险感知逻辑,并通过新媒体平台以社会理性对抗科学理性,从而导致了转基因问题舆论引导的失败。本文认为,舆论引导应根据交往理性,构建对话与交流的平台。     

自媒体时代地方政府部门网络舆情的应对——以商丘市为例

随着我国网民规模的扩大以及移动手机媒介的迅猛发展,微博、微信等自媒体逐渐成为公众进行意见表达的公共话语空间以及网络舆情的爆发地,自媒体时代媒介功能的变迁、受众网络舆情的诉求,给地方政府部门带来了压力,也为网络舆情的应对带来了机遇。通过对商丘市政府部门对"治污关店"事件网络舆情的处理措施进行了个案分析,提出了地方政府部门应对网络舆情的发展建议。     

网络舆情“引爆点”解析——以两起重大事故网络舆情对比分析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我国网民数量的激增,网络上集中讨论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网络问政也日益被提到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来.而所有这些,均来自于网络舆情的不断高涨,在我国现阶段,到底是哪些要素会成为网络热点事件的“引爆点”?本文将以两起重大事故的网络舆情对比分析来一一解析.     

自媒体时代地方政府的网络舆情应对——以承德市为例

舆情是社会的"晴雨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自媒体作用下的媒介环境成了一个:人人即媒体、处处是现场、时时可传播的时代。自媒体所提供的开放平台,公众可以就某特定话题展开讨论,形成意见公开表达的自由市场。"网络问政"、"网络反腐"、"网络监督"互联网赋予每一个公民前所未有的知情权和话语权;随着网络舆情的升温,一些非理性、情绪化"伪民意",带有目的性"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群体极化"、"舆论审判"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给地方政府的舆情应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议程融合”理论下的公民网络表达特征——基于“崔永元调查转基因”事件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议程融合理论,对"崔永元调查转基因"事件相关网民评论中的个体议题、情绪进行分类,通过数据分析,总结出网民参与网络公共讨论时的影响因素。     

以“三维考量”实现网络舆情精准治理——以言论类舆情为例

为优化网络舆情应对效果,有必要在三个维度上细化考量——从内容维度上把握网络舆情的性质特征,从范围维度上把握网络舆情的影响量级,从效果维度上把握网络舆情的危害程度。在三维考量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综合评价指标,确立治理依据,根据目标调动相关资源,对网络舆情开展动态跟踪治理,分级分类施策,对症下药,从而实现网络舆情的精准、低成本治理。     

社交媒体时代舆情反转现象的传播特征研究——以“快递员丢芒果下跪事件”为例

2019年,"快递员丢芒果下跪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事件经历了事件首爆发、舆情的一次反转、舆情的二次反转等传播过程,在传播中体现出了由于技术推动导致的传播门槛降低;用户过度参与新闻事件下的狂欢和看客心态,社会转型期情绪的集中爆发等特点。对于这样的事件,我们要辩证看待,积极引导。     

图书馆开展媒体舆情信息服务的实践与思考——以广州大学图书馆为例

图书馆为地方政府提供的媒体舆情信息服务主要包括舆情监测及预警、舆情信息提供、舆情信息保障、舆情信息跟踪、舆情分析、决策参考等服务.在目前服务的基础上,要注意引入互联网信息搜索技术,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收集和分析;打破舆情分析选题的地域局限性,在做好被动服务的同时,应开辟主动服务的新途径.     

论网络群体的非理性表达——以“李刚门”事件为例

近年来网络群体在参与网络热点事件中表现出情绪化、极端化等非理性特征,造成了网络舆论的混乱。本文以"李刚门"事件为例,分析了网络群体非理性表达的表现形式,然后寻找这种产生非理性表达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网络群体非理性表达的引导策略。     

刻板思维下的受众“误读”导致舆情反转现象分析——以“西安家暴”事件为例

对新闻和舆情反转发生原因的讨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体、记者,以及稿件等三方面。本文从受众角度出发,以“西安家暴”事件为例,从受众的“接收”和“解读”方面分析新闻和舆情反转发生的原因。研究认为,受众“误读”一是因为刻板印象的存在,二是受众一贯以来形成的“非黑即白”思维定式,三是上述两方面原因叠加形成的刻板思维,在受众获取信息不充分情况下,过早地作出主观判断所致。要改变上述状况,新闻事件发生后媒体应及时充分报道,并努力消解受众刻板印象,尽力转变受众思维方式。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传媒、意见领袖和大众——以“鲁若晴事件”为例

本文对"鲁若晴"事件中舆论发展的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评述,分别以传统媒体、意见领袖和大众三个传播主体为分析角度,发掘舆论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显著非理性、情绪化的原因,并尝试提出改变这一现状的建设性观点。     

浅析西安市区县舆情事件发展的特点 ——以"西安市长安区变电站爆炸事件"为例

区县级舆情的应对和引导同全国性的舆情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民众关注的重点和舆情发展的不确定性都有所不同.本文以"西安市长安区变电站爆炸事件"为例,探讨公共安全领域的突发性事件中舆情的发展情况,观察在此事件中舆情传播的媒体特点和民众所关注的重点,以此作为区县级舆情引导机制研究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