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顺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进行了一系列农地制度重大改革和创新。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刺,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带来了建国初期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从互助组逐步发展成立初级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土地所有制得以确立。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村经济产生了严重破坏。家庭承包责任制重新确立了家庭自主经营的基础地位,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固有的农民土地产权残缺现象,导致农业生产在经历短期快速增长之后逐渐放缓。建立现代农地产权制度的关键是确权和完善土地要素市场。     

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博弈机制探析

农村土地制度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等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和组织,这决定了农地制度变迁是一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互相博弈的过程。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模式,取决于各利益群体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并且大都存在着能够发挥决定性影响的主导群体和组织。新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合作化运动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都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推行的强制性农地制度变迁,取得了显著不同的制度绩效。改革开放以来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多由农民和农村基层组织所首创,并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最终得以完成制度变迁过程。     

中国农地制度的演变逻辑：农民土地产权强度的视角

从农民土地产权强度视角分析中国农地制度的演变路径,可以发现：农民土地所有制制度赋予农民的土地产权强度最大,短期内绩效较好,但长期存在一定弊端;土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制度赋予农民的土地产权强度最小,制度绩效最差;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赋予农民适度的土地产权强度,制度绩效显著。未来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逐步增加农民的土地权利,保证农民获得更加合理化的土地产权强度。     

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轨迹与展望

农地制度的创新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解放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制度创新在各地产生了多种具体形式，每种形式各有其优势与不足；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主要思路是从法律上界定农地产权，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依法严格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度量及其改进——基于2001年和2005年中国17省农地调查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RDI)2001年和2005年共同组织的17省农村土地调查,对大量的农地产权一手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提炼出农地产权的四个主要方面,即农地使用权、地权稳定性、转让权和收益权,并分别赋予分值,量化了农地产权。研究表明,中国农地产权由完整到残缺程度的区域差异从高到低依次为东北、西部、中部、东部沿海,而全国范围的农地产权状况不容乐观,农地产权的残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通往“权利束完整”之路：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

要判断中国农地制度改革方向,必须厘清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变迁过程可被理解为组成农地权利束的各项权能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化组合：经过土地改革后农民拥有了完整的农地权利束;农业集体化造成了农民的农地产权不完整;家庭承包经营制的确立将完整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再次让渡给了农民;“三权分置”改革仍是以农民拥有完整的农地权利束为指向的。中国农地产权权能分化组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实践证明,国家或集体每次将某项权能赋予农民时,农业生产活力就会得到释放;每一次收回某项权能时,农业生产活力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可被提炼为：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推进农民的农地产权向权利束完整状态转变。     

论建国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与中国社会转型

本文论述了建国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实施与变迁的过程,以及对我国社会进程的影响。     

制度变迁中的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

将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对金融结构优化的研究,从而推出金融结构优化的原则和一般过程,并强调优化过程中既定金融结构条件下金融要素的渐进优化与制度创新型优化必须有机配合、交互作用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得出,当前我国金融结构优化所必须遵循的具体原则,以指导我国的金融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土地制度的变迁及政策建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扩大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2002年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扩大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和使用权限。与此同时,我国还逐步完善了政府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办法和程序以及对农民的补偿安置办法。在新的土地制度变革过程中,还应进一步确保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完善征地制度和规范土地流转。     

美日农地流转市场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制度层面的分析

美国和日本在农地流转市场建设中的做法存在很大差异,美国以明晰的土地产权界定促成土地市场的自由化,日本政府在土地市场交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和两个国家的土地资源禀赋和制度安排有关,但两个国家同样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因此,应当借鉴美国和日本农地市场建设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制度安排.     

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路径：一个基于银行视角的分析

中国金融制度不等同于银行制度,但在中国特殊国情下金融制度的变迁路径主要表现为银行制度的变迁,而银行制度的变迁是在国家供给主导下的渐进过程,其实质是银行功能的演进轨迹。     

重庆江津区土地流转中存在的困难及其原因分析——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目前,我国加快城镇化进程,对土地流转提出了新的要求.土地流转主要包括耕地流转与宅基地置换和农村集体组织建设用地置换.重庆江津区耕地流转率较高,宅基地置换率较低.该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从外部利润、初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意愿等方面,分析了土地置换存在的问题,发现转出方的外部利润不足、初级行动团体意愿不强、次级行动团体难以发挥作用等,是宅基地置换率低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论建国后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基于农民土地观的分析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从土地改革到农业集体化．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土地观的演变轨迹颇为明显。如何看待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对于完善我国当前的土地制度尤为重要。     

制度、技术与主体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

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很大的,技术进步通过影响与农业经济有关的一系列主体,最终使得农村土地得以流转。技术是农村土地流转的物质基础,理性是与农村土地流转有关的行为主体的价值导向。在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把技术理性考虑进去。     

党的农村土地产权政策的历史嬗变对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党的农村土地产权政策发生了历史嬗变,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于当前以“三权分置”为重点的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农地制度改革必须适合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必须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百年互动与制度变迁——中国百年农村土地制度变革逻辑新解

从体、相、用三位一体的角度定义制度和制度变迁,构建一个能够反映中国共产党和农民长期互动的分析框架,用以探究中国百年农村土地制度变革逻辑,结果显示：(1)在资源稀缺、有限理性和制度受众分化等社会基本事实的约束下,中国共产党需要持续保持和农民的良性互动,才能有效缓解知识不完备对改革的不良影响,进而解决利益难协调和共识难达成等两个衍生难题;(2)百年史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农民一共有过四次较为强烈的互动,中国共产党逐步认清农民的土地利益诉求,择取其正确的发展观念对制度进行修正,成功推动土地制度变迁;(3)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互动,是农村土地制度变革阶段形成的重要原因,依据互动内容,可对百年土地制度变革阶段进行新的划分。由此启示：中国百年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之所以获得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和农民保持良性互动,有效降低知识不完备及其衍生难题对土地制度改革的不良影响。     

研究生教育收费制改革的特征与制度优化 ——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介绍了我国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变迁的历程,分析了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的路径特点,表现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显著特征。指出了当前的研究生全面收费制度存在的政府意图表述模糊、投资主体权利落实不到位、筹资体系建设不完备等问题,认为应从强化收费制的导向意义、建立以成本核算为基础的差别化高校定价原则、真正发挥奖助体系的激励和保障功能、提升高校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能力等方面入手,优化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     

我国公立大学治理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我国公立大学治理政策的结构和历史变迁,为分析该项政策的制度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宏观的制度情境及其变化,经济、利益与观念等多元变量的排列序列以及情境中政治行动者的行为互动与选择构成了大学治理政策变迁的结构逻辑。由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等机制对初始行为选择的强化,我国公立大学治理政策表现出强劲的路径依赖的色彩。对大学治理政策变迁中路径依赖困境的破解有赖于作为历史否决主体的政治行动者对新的制度变革情境的深刻认知、对历史否决点的准确把握以及治理智慧的有效运用。     

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自2001年以来,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历经碎片化政策支持、整合性政策融合和“造血式”战略布局等三个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政府决策、经济发展的底色、传统“西部意识”思维的制约是政策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制于“回报递增”和“体制锁定”机制,政策变迁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2010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首次提出及2017年其升级版的出台是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政策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部高校整体实力的增进;同时,引导中西部高校在发展思路上实现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