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明代《诗经》学的辉煌：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评介

明末清初朴学宗师顾炎武以传统经学价值取向为标准品评、抨击明代学术之空疏浅陋,认为古学弃于明,经学亡于明,剽窃之风盛于明,改窜古书之习猖獗于明,制义所利在“空疏之人”,最没有学问的也就数明代人了(参见《日知录》)。此后,在《诗经》学史研究中,学者对明代《诗经》学多为贬抑之词,以为“明人之学,在义理一方面言,不如宋人之精;在考证一方面言,不及汉唐之密”(胡朴安《诗经学》)。多以为“明代《诗经》学”学者不过数位,著作不过数部,而且或真伪不辨,或“无甚精义”,或“多凭臆说”,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山西大学教授刘毓庆先生在北京大学师从褚斌杰先生     

“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的恢复科举,对四书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士子考试最主要的依据,这使得四书学的发展与国家权力制度实现了有效链接,四书学的官学地位最终实现了制度化。这一过程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元素,这就是蒙古统治者追求“政权的合法性”与汉族儒士追求“文化的优越性”的需求,两者在科举考试中均得到了满足。     

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拾遗

明代文人结社研究是治有明一代政治、学术、文学一大关键。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 1) (以下简称郭文 )、陈豪楚《两浙结社考》( 2 ) (以下简称陈文 )二文 ,及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 ,奠定了明人结社研究的学术基石。郭文广泛搜辑明人社事 ,列目 174种 ,颇具文献价值。拙文对郭文略作增补 ,以隆、万之际诗社为主 ,数量众多的时文社和禅社不录 ,共增辑考订重要诗社 2 1种。张东沙甬上诗社全祖望《鲒土奇亭集》外编 2 5《句余土音序》 :“ (甬上明之诗社 )三举于张东沙。”陈文谓张东沙结社已不可考。郭文沿袭陈文的说法。事实…     

从《新刻韵学大成》看明代丛书刊刻一现象

明代刊刻了大量的丛书,这些丛书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明人刻书陋习.本文对收在《格致丛书》中的明代韵府类书籍《新刻韵学大成》的真实面貌进行探求,证明《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实为同一部书,从这一点引发出明代刊刻丛书的弊病——“变幻名目,割裂首尾”.     

明代后期词话主情率性倾向研究

明代词话,虽上不如宋元,下不如清,但明代词话仍有自己的特色.受中晚明时期种种解放思潮的影响,主情率性成为明后期词话的主导倾向.明人词话中呈现出对情的张扬,词话中对词言情的本质与抒情功能的认识、词学绮艳柔婉的风格论及对花草之风的崇尚,都生动地体现了明人主情率性的倾向.“主情率性”成为明人词话的特色之一,也是明代词话相对于宋金元的一大发展.     

以“格调”为基准的“正声”追求——嘉靖以降明人对几种唐诗选本的解读

明人论诗常常会借助对唐诗选本的解读来表露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学取向。明代前期,人们更看重《唐音》;自李、何倡议复古之后,《唐诗品汇》及其精编本《唐诗正声》开始成为明人学唐的正宗读本,对诗坛风习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人正是通过对这两种选本的不断阐释,尝试以“格调”沟通“正声”,进一步确认与强化了复古派“格调”说,并对其加以反思和修正。     

明代词学的构建

明代是中国词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词韵、词谱之家专书,自明代始;明人编集的词选甚多,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尤堪称词学构建的大工程;明工词学批评在词史观、体性论、主情说三个方面均有创辟。     

《四书大全》及4种衍生著作举隅

《四书大全》是明代一部官修的四书注本,在明清科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四书大全》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的衍生著作,其中包括陆陇其《三鱼堂四书大全》、孙见龙《五华纂订四书大全》、张自烈《四书大全辩》、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等。主要以列举和归纳对比的方法,从《四书大全》的编纂及体例、衍生著作及衍生著作与科举的关系3个方面进行探究,以期对《四书》学有所助益。     

道之辩——以船山对双峰《学》《庸》解的评议为中心

饶双峰是朱子后学中最为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所关注者。针对《四书大全》所收饶双峰《大学》《中庸》解,王船山集中于与道相关之概念展开批判性诠释,以“忠信即道”反驳双峰“忠信之外有道”;以“道者率乎性,诚者成乎心”的道、诚之分批评双峰“诚即道”的诚道合一;剖析知与道、人道与天道、圣德与圣道、鬼神与道之关系,并就戒惧、慎独、敬等修道工夫对双峰说加以辨析。船山对双峰的批判解析上溯朱子及元代朱子学,体现了对朱子后学思想的重视与吸收,显示出双峰对船山思想的积极影响,表明船山学同样建立在层累式诠释朱子《四书》思想的基础上,而具有浓厚的朱子学底色。研究补充了对《读四书大全说》核心内容朱子后学之评的不足,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船山学,把握朱子学传承发展的思想脉络。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读四书丛说》之管窥

许谦是元代“北山学派”的四书学大家,其代表作为《读四书丛说》八卷。该书对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证成和补充,是研究四书学的重要著作。     

“史记学”与现实社会

以司马迁及《史记》为研究对象的“史记学”,与现实社会有密切关系。本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一）《史记》与汉代社会现实；（二）“史记学”与当代人精神；（三）“史记学”与当代经济；（四）“史记学”与当代学术。     

时空与审美观照下的诗坛奇葩——读《明人绝句三十家赏评》

明代诗歌流传至今的,少说也有三千余家文人作品,在浩如烟海的明代诗歌中,五、七言绝句堪称“一绝”,是有明一代诗坛的奇葩。苏州大学王英志先生费数载之心血,潜心于明人绝句的研究,为之稽遗钩沉、爬梳扶剔,并加以鉴别比较,释注评赏,完成了一部二十余万言的《明人绝句三十家赏评》。(安徽黄山书社出版,以下简称《绝句赏评》)这是他继《清人绝句五十家掇英》之后为学界奉献的又一本文学珍品。它将为明诗爱好者与研究     

明代经学科举化与"蒙存浅达"话语的生成

明代经学以科举化为首要特点,其经学诠释传统发展至后期,出现了以《四书蒙引》《易经蒙引》《四书存疑》《易经存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诠解著述.它们以羽翼明初官定《四书五经大全》为旨归,不断为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发展注入新血.这些渐次完成的程朱理学诠解著作,在明清经学转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传衍过程中逐渐并行并称,乃至形成"蒙存浅达"的固定话语,甚或成为明代经学的标签化表述,在清人反思明代学术之弊的语境中被反复使用."蒙存浅达"的话语生成史,直观展现了明清经学的嬗变进程,也蕴含着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     

明代经学科举化与"蒙存浅达"话语的生成

明代经学以科举化为首要特点,其经学诠释传统发展至后期,出现了以《四书蒙引》《易经蒙引》《四书存疑》《易经存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诠解著述.它们以羽翼明初官定《四书五经大全》为旨归,不断为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发展注入新血.这些渐次完成的程朱理学诠解著作,在明清经学转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传衍过程中逐渐并行并称,乃至形成"蒙存浅达"的固定话语,甚或成为明代经学的标签化表述,在清人反思明代学术之弊的语境中被反复使用."蒙存浅达"的话语生成史,直观展现了明清经学的嬗变进程,也蕴含着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     

古为今用的杰作──评霍雨佳“智慧四书”

著名文史专家、海南大学教授霍雨佳先生最新扛鼎之作“智慧四书”最近在北京出版了，这是国家计委中国经济出版社作为1994年重点图书向全国隆重推出的。“智慧四书”是从实用角度系统地研究“廿五史”的我国第一套历史丛书，它包括四本专著，即《权利之争》、《攻心有术》、《鹿死谁手》、《人际是非》，共有八十多万字，“廿五史”的精华尽在于此。这是作者在海内外出版五本《三国演义》专著并多次再版，因而名闻海峡两岸之后，集中全力继续研究“廿五史”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智慧四书”的出版，标志著作者对古代中华民族智慧的研究更广…     

从《（西湖游记）二则》看袁宏道山水游记的审美价值

袁宏道是明代写作山水游记的圣手。他的山水游记以其“清新俊逸”“灵动俊快”的特点给晚明坛带来生机，为中国游记学写下了新的一页。明人张岱曾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     

明代楚辞“论评类”典籍述略

楚辞“论评类”典籍是指侧重对楚辞作品及其屈原人格进行评价的典籍文献。文章对明代的四种重要的“论评类”典籍的成书情况、评论特点、存在不足以及在楚辞学史上的贡献,都作了条分缕析的概说,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明人治“楚辞学”的一般特点。     

禅宗美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皮朝纲教授的禅宗书学与画学研究

<正>皮朝纲教授的"禅宗美学三书"相继面世,其中的《墨海禅迹听新声:禅宗书学著述解读》(简称《书学解读》)和《丹青妙香叩禅心:禅宗画学著述研究》(简称《画学研究》),既有对禅宗书学思想与画学思想的理论概括,构建了禅宗书学与画学的理论框架;又有禅宗书学著述与画学著述的文献荟要,辑录了     

明代词论主潮辨述

明代自嘉靖迄崇祯前的词论,是明代词学思想的真正代表。本文认为：明词中衰确是事实,但明词中衰的原因既非源于制举炽盛,亦非源于《草堂诗馀》盛行,而是戏曲勃兴的结果;明词创作上的衰微并不能演绎出明人卑视词体的结论,从总体上讲,明人并不卑视词体,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了尊体的努力;明人在词学审美理想上崇情尚俗,在词学价值功能上轻教化而重感人。明代的词学思想在中国词学思想史上是别具一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