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陶希圣出走汪伪集团原因初探

一九四○年元月三日,汪精卫发表题为《和平运动之前途》的广播讲话,声称:"二十九年这一年,无疑的是和平运动由开始而到达于成功."这个广播发表后的第二天,曾被称为"最早参加和平运动之人"的高宗武、陶希圣突然脱离汪精卫集团,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这对汪精卫的讲话无疑是一个讽刺和挑战.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又以"惊人揭露"为标题,通拦公布了高陶《致大公报信》和《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     

高宗武从事“和平运动”始末

文章以可靠的史料,客观公正地叙述了抗战期间,蒋介石、汪精卫等亲日派和投降派,通过高宗武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秘密联系的始末。揭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共产国际代表、陈独秀与迎汪复职运动

“迎汪复职”运动是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蒋介石新右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运动对于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他革命势力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打击他的反动气焰和削弱他的权力,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陈独秀等人过分看重迎汪复职运动的作用,未能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作好应付各种突然事变的准备,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忽视了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新形势下,发动工农群众,创建工农武装,巩固并加强共产党自身力量的重要任务。究其实质是对蒋介石反动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对汪精卫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犯了方向性原则性的错误。     

走近高宗武——高宗武遗著《日本真相》的出版及其他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1931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中国现代有名的“日本通”,1935年任民国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是1934年到1939年间中国对日外交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熟悉诸多谈判内幕。1940年1月,他与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并将《日汪密约》（全称为《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时震惊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1940年3月8日,化名“高其昌”的高宗武偕夫人沈惟瑜离开香港,辗转于1940年5月29日到达美国华盛顿,开始了他在此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隐居生活。     

派系斗争视野下的"1935年刺汪案"

汪精卫于1935年在南京丁家桥被刺。此次行刺由两广资助，王亚樵等策划，孙风鸣执行，主要行刺目标是蒋介石，第二目标是汪精卫。由于蒋介石未出席照相仪式，刺蒋不成即伤汪。曲折的逻辑背后隐含着复杂的原因。     

汪精卫与“重光堂会谈”

日、汪“重光堂会谈”具体谋划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国行动计划,是汪精卫集团叛离重庆的关键。《汪精卫评传》一书引用抗战胜利后周佛海受审时的交待——《简单的自白》,认为:汪精卫事先并不知道这次会谈,是高宗武、梅思平擅自与日本人秘密举行的。汪精卫在得到这次会谈签订的密约后,经过一定的思想斗争,终于还是叛离了重庆。类似的观点也常出现在其他史学工作者的论述中。持这种说法的论者所忽视的是:周佛海受审时的交待,多半是他为自己汉奸行径作辩护、希望军事法庭开释他的辩词,有关“重光堂会谈”的交待,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蒋介石、汪精卫五次离合的缘由和性质

本文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在1925年至1939年间五次分合的原因与性质作了客观分析,文章指出蒋、汪矛盾除了权力之争外,还有联共与分共、抗日与降日诸因素促成。     

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

汪精卫 190 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 ,192 4年参加国民党“一大” ,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 2 5年当上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地位比蒋介石高。但蒋介石在19 2 6年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 ,迫使汪精卫出国 ,当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又提出“整理党务案” ,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 ,夺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排挤了汪精卫的势力 ,地位在汪精卫之上。汪精卫也大搞政治手腕 ,在19 2 7年当上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等要职。蒋、汪叛变革命后 ,宁汉合流 ,国民党各派势力为争权夺利而激烈斗争 …     

试析汪精卫叛逃的原因

近年来学术界对汪精卫1938年12月8日叛逃投敌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汪精卫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恶性膨胀是其叛逃的根本原因,日本的诱降是外因,而蒋介石为汪精卫投敌铺平了道路。有的则认为主要原因是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政策分歧。还有的把汪精卫的叛逃看成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公开分裂。我认为,汪精卫的叛逃不是偶然孤立的事件,是抗战以来中日矛盾,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内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斗争的结果。而汪精卫叛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野心严重发展和他要与蒋介石争夺对日妥协的领导权;直接原因则是日本的诱降谋略。     

蒋汪矛盾与“中山舰事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爆发的“中山舰事件”(亦称“三二○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之_一。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党史界对这段历史做过不少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对蒋介石发动这次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汪精卫的矛盾发展,则缺乏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先辈。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汪精卫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黄埔军校党代表。蒋介石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第一军军长,“二大”时以248票仅差汪一票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集团的关系

近代中国,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为错综复杂。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的关系是抗日战争时期复杂的政治形势的一个重要侧面。认真剖析这一时期蒋、汪集团之间的关系,对于全面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是十分重要的。一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战争初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即亲英美派蒋介石集团和亲日派汪精卫集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了不同的政治主张。英美派蒋介石集团的基本主张是联共抗日。7月17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这是国民政府多年来在对日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日寇进攻上海后,8月14日,国民政府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在行动上,蒋介石集团这时抗战也是比较积极的,曾经组织了规模较大的平津战役、上海战役、忻口战役等,给日     

胡兰成:人如乱世

他投身汪伪,是很自觉的选择,他出道便是在汪精卫派系里,在他看来蒋与汪只不过"一个是正册,一个是副册",各自占了胜利的一半可能。这个出身乡下农家的人总有着一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强烈愿望,且精于算计,他算定如果在国民政府里,他的脱出还需要漫长的等待,而跟随汪精卫开创新朝,大展身手,俨然也可充一位"开国"元老。     

也谈陶希圣与"和平运动"

由于“恐共”、“低调”，陶希圣参与了日、汪“和平运动”。然而，当日汪正在筹组“和平政府”的关键时刻。陶却离汪而去。陶希圣“反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原因，是日汪“和平运动”真相大白的结果。     

大革命时期的汪蒋之争

汪精卫和蒋介石,这两个权力欲和领袖欲极强之人,在现代中国的政坛上,演出过多起分分合合的闹剧。汪蒋交恶,可以说在大革命时期就始开其端。本文所述,即为这一时期汪蒋争斗的一个梗概。一汪的失宠与蒋的崛起在蒋介石面前,汪精卫是可以称得上国民党的党国元老的。早在1905年留学日本时,汪精卫就加入了孙中山创立之同盟会,并成为起草同盟会章程的八成员之一。同盟会成立之初,下设三部,汪精卫任其中最出风头的评论部议长,同时兼任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以《民报》为阵地,汪精卫在短短的几年内写下了不少风靡一时的反清檄文,在著名的革命党人与保皇党人大论战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策略的演变

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前后多变。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未能根据这一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而推动了对汪、蒋的制约。中共对汪、蒋策略的失误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     

汪精卫出走原因剖析——"中山舰事件"新探之一

"中山舰事件"爆发一个半月后的五月九日,汪精卫离粤出走欧洲.对于汪精卫的出走,一般人很少去研究其原因,不少论著对此往往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譬如说,汪精卫秉性软弱,不敢撄蒋介石之锋芒,但又不愿受蒋挟持,负气出走.笔者以为事情远不那么简单.只有从探讨各种政治力量在这一个半月内的较量过程和结果着手,方能对汪的出走原因做出一个比较完满的解释.的确,汪精卫并不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但把他的出走完全归咎于他的软弱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汪精卫的叛逃与蒋介石的应对——从蒋介石的一则日记说起

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前,蒋介石对其与日本的勾结是有所察觉的,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汪叛逃至河内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蒋为争取汪"回头"是尽了力的,希望汪能够断绝与日本的联系,暂时出游欧洲.尽管汪精卫在局势不明朗之时也曾有游历欧洲的"一闪之念",但强烈的领袖欲与长期的压抑感,以及对抗战前途的错误估计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驱使他继续与日本进一步勾结.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蒋采取断然措施,却误中副车.尽管此后蒋又做了种种努力,但都于事无补.     

汪精卫的叛逃与蒋介石的应对——从蒋介石的一则日记说起

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前,蒋介石对其与日本的勾结是有所察觉的,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汪叛逃至河内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蒋为争取汪"回头"是尽了力的,希望汪能够断绝与日本的联系,暂时出游欧洲.尽管汪精卫在局势不明朗之时也曾有游历欧洲的"一闪之念",但强烈的领袖欲与长期的压抑感,以及对抗战前途的错误估计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驱使他继续与日本进一步勾结.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蒋采取断然措施,却误中副车.尽管此后蒋又做了种种努力,但都于事无补.     

九一八事变后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方案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反蒋派的逼迫下再次下野。继任的孙科政府,因得不到实力派的支持,面对日军的侵略也一筹莫展。为应付内外交迫的形势,孙科政府在外交上提出了对日绝交方案。然而,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方案不仅违背了宁粤和会既定的外交政策,而且对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政治地位也造成威胁,因而遭到蒋、汪的联手否决。孙科政府对日绝交方案的提出与否决,表面上是宁粤双方外交政策分歧的结果,实质上则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产物。     

汪精卫叛国投敌是蒋介石设置的陷阱吗

本文从蒋介石真心主和、汪精卫利用了蒋介石的主和线索、汪精卫叛逃后蒋介石面临的困难及其对策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了汪精卫叛逃并非蒋介石精心设计的一个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