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大地震看政府危机公关能力

近年来,中国政府面对的危机事件不断。应对汶川地震,中国政府表现出良好的公关能力,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一致好评,有效地改善了中国政府的形象,为中国政府赢得了无数的赞誉。本文列举一些政府危机公关能力提升的具体表现,突出亮点,得出政府只有遵守相关的政府危机公关原则,制定相关的法律,做出创新性举措,才是加强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根本途径。     

危机中的政府公共关系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深度、广度推进,以及我国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不稳定因素给社会带来了各种危机,我国已进入了危机多发期.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政治社会的主体,如何有效地应对危机事件,关系到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和良好形象,直接影响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甚至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政府公关能力作为政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政府能力的关键指标.因此,提升政府公关能力,是政府当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地方政府组织危机公关能力建设探析--以廊坊市为例

近年来,基层政府组织危机事件多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形象,尽管大多数危机事件在短时间内得以平息,但是舆情事件形成的“长尾效应”将在很长时间内持续发酵,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本文以廊坊市为例,以期对其他地方政府组织的危机公关能力建设提供借鉴。     

政府形象传播的新媒体挑战与战略性构建——以江苏省为例

新媒体语境下,信息传播的海量性、互动性、即时性和复杂性直接考验着新时期政府信息发布的权威性、政府的执行力与公信力,以及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它迫使政府重新审视自身的社会常态治理能力、危机公关能力及与公众的位置关系等重要问题.落实政务公开,加强公共参与,建立政府与新媒体的良性关系,建立政府的新媒体回应机制,以及构建科学立体的网络舆情应急体系,是新媒体语境下政府形象传播的重要途径.     

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与政府新闻发布策略

近年来我国的突发事件频发,从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2005年黑龙江省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2012年宁波Px项目等等,这些突发事件不仅屡次检验政府在突发事件中的危机公关能力,也促使政府建立新闻发布机制与社会大众沟通。本文通过梳理我国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与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针对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制度提出政府新闻发布策略。     

青年网民心目中的河南形象

本文以青年网民心目中的河南形象为切入点对近年来河南形象重塑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河南要重塑形象,必须全面提升政治、经济、文化、城市面貌等各方面的水平;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提高危机公关能力;创造各种条件使外界深入了解河南;河南形象重塑应有选择地利用媒体平台、讲究传播方法等。     

政府危机信息管理及决策机制研究述评

在梳理政府危机信息管理以及政府危机决策的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和比较国内外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现状和实践情况,并针对我国政府危机信息管理及危机决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我国政府了解国内外政府危机信息管理及危机决策的发展情况提供参考。     

从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看网络环境下的企业危机公关

处在风险社会中的企业随时都可能遇到危机,而危机事件更能吸引大众眼球,博得大众注意力。对于危机,企业要及时控制、真实传播、积极善后,尽可能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害。本文以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为例,从危机及危机公关的涵义、网络环境下危机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及如何利用新闻宣传提升企业危机公关能力、转危为机,维护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等方面做了阐述。     

浅析政府危机传播模式——以上海“11·15”特大火灾中的政府危机处理为例

本文尝试以斯蒂芬·芬克的危机阶段理论,即按照危机潜在期、危机突发期、危机蔓延期、危机解决期四个阶段,分析上海＂11·15＂特大火灾中的政府危机传播模式,以期对政府相关部门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公关策略

政府的公关意识、策略及能力对创建和谐社会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从公关意识的增强、新闻传播资源的整合、双向互动的实现及网络等新媒体公关能力的提升来论述我国政府公关应该实现的策略。     

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模型构建

分析和总结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系统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发现其存在系统分散、缺乏联动和沟通的不足。针对现有不足,构建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模型,分析各子系统的功能结构,并结合北京"7.21"特大暴雨危机事件进行说明,以期为弥补目前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系统的沟通与联动不足、提升政府的危机信息处理和决策能力提供参考。     

论危机传播中政府信任的形成与构建——兼谈大众媒介的角色扮演

结合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政府信任的发生机制与过程的探讨,指出危机传播中政府信任的形成源于安全的需要、专家系统的依赖和过往互动经验。形成政府信任,必须要在危机发生的各个阶段保证危机的事实性信息公开、政府决策与制度安排的信息公开、相关领导人以及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公开。大众媒介扮演着政府信任形成的桥梁和纽带,同时它也是培育公民社会,促使公众参与危机治理的重要力量。     

政府危机决策信息流研究

目前我国政府危机决策信息流的特点有:危机信息无专门部门采集、分析和处理;各部门收集到的危机信息很难进行及时沟通与共享;危机信息在到达政府部门前发生大量畸变。政府危机决策经历4个阶段:感知阶段、分析阶段、确认阶段和启动阶段。运用信息论中的科南特模型,对政府危机决策信息流模型进行量化,从而分析政府危机决策及其相关问题。图2。表1。参考文献7。     

新媒体背景下地方政府危机公关的问题与对策——以“唱凯堤决堤”相关报道为例

从“唱凯堤决堤”报道的定量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新媒体背景下，政府的危机公关仍以封闭控制和单向宣教模式为主，着重政府动态和先进典型的报道，缺少与民间话语空间的互动。政府官员应进一步加强危机公关意识，提升危机传播素养，应从政府立法的角度对相关事务形成制度化设计，积极构建政府危机公关的双向沟通模式。     

危机传播与政府媒介形象修复——基于陕西奥凯电缆事件的案例研究

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提升了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危机传播对政府媒介形象具有现实的影响。本文以陕西奥凯电缆事件为例,运用案例和理论分析的方法,从形象修复的角度剖析西安市政府和奥凯公司在危机传播中的应对策略,探讨人为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应采取何种媒介策略化解危机并进行形象修复。依据研究结果,为政府面对危机传播、修复媒介形象提出了四点相关建议,以期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强化媒介执政能力建设。     

政府危机决策信息机理研究

文章着眼于政府危机决策过程中信息采集、信息分析和信息利用机理的研究,旨在揭示相关信息机理在危机决策中的作用.     

突发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效果评估的多维理论视角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新闻发布效果评估是目前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全面提升新闻发布绩效的重要环节.西方学者在风险社会与风险沟通、危机传播与政府危机公关、政府绩效评估等诸多方面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思路和理论框架.不同的理论架构相对于现实操作层面而言分别具有不同的关切点,风险社会与风险沟通理论着重于突发事件发生前的预警、预防与应对准备,危机传播与政府危机公关理论着重于事件进程中的危机应对与处置,政府绩效评估理论着重于事件结束后的恢复与学习效能.三个层面的相关理论共同为建构政府新闻发布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提供导引.     

新闻媒体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积极介入

公共危机管理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政府的工作不仅仅有自己的工作参与,而且有新闻媒体的参与,面对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转型期,越来越多的公共危机事件成为政府面对的难题,也考验着媒体的作用,本文就新闻媒体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积极介入为出发点,通过新闻媒体的视角分析公共危机下媒体对危机处理的相关意识和一般规律。     

政府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舆论引导力研究——以“2013年厦门BRT公交车爆炸案”为例

本文通过对"6.7厦门BRT公交车爆炸案"交通危机的案例分析,首先,从政府微博、政府新闻发布会、政府应对三个方面分析了政府危机处理方式和影响,发现当地纸媒是政府沟通的选择和手段,笔者以《厦门日报》为研究对象,将突发事件的相关报道做了框架分析,分别从政府形象重塑、社会关爱关怀、安抚补偿稳压、责任归属反思分析了政府对公共交通危机事件报道的舆论引导。最后,运用双重话语空间相关理论,从官方话语和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来研究媒体对舆论引导的责任与反思,以《厦门日报》两篇社论为例,总结得出了政府引导下的传统媒体在危机事件传播报道中应当对事件进行中立可观的报道,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时代,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应当减少风险而不是成为风险,而这对于报道中政府形象的塑造也有很大的影响。     

从“三鹿”奶粉事件反思媒体责任与政府信息公开

“三鹿”毒奶粉迄今已经发生了数月,但是因这一食品安全问题而引发的社会危机,足以引起我们对政府信息公开和媒体责任的思考,特别是政府信息公开执行力度不够,不仅严重影响媒体对事件的介入和报道,造成许多相当负面的效应,而且也直接或问接地削弱了国内外公众对我国政府的评价,削弱了奥运会形成的正面效应。本文通过分析“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媒体在政府信息公开前后相关报道的特点和效果,阐明政府信息公开在处理社会危机中的作用,探讨媒体如何突破报道社会危机的困境,为今后政府和媒体处理类似社会危机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