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与契机——试析近代基督教在中韩传播的文化因素

中韩文化就其类型而言都是典型的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代表基督教属于异质的文化类型。从文化角度看，近代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韩两国得到传播并有所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基督教与作为中韩社会正统意识的儒学具有些契合点，从而为基督教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在思想上与基督教相对抗的儒学在19世纪特定环境下的衰落。又为其发展提供了契机。     

中西方传统用人观及其现代启示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和以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在领导用人思想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中国社会偏重以人为中心的人治主义管理思想,在用人方面比较重视人才的道德与素质;西方社会偏重以事为中心的科学管理思想,在用人方面更强调规则化和制度化。分析比较中西方传统用人思想对现代领导使用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天上的“传记书”——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传记文学

西方传记文学并非源自基督教文化,但基督教文化对西方传记的发展和自身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基督教经典文献是西方古典传记的重要成就之一,也蕴含着丰富的、将在后世充分展开的传记传统。“圣徒传记”是中世纪西方传记文学的最主要形式。在西方传记走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基督教文化是重要的推动力,并为传记解释提供灵感。借助基督教神学解释学视野,某些传记理论问题的结构和层次也能够得到更清楚的考察。     

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与《四书本义官话》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究。19世纪前期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把中国经书翻译为各种西方文字。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则是独辟蹊径，对儒学经典《四书》进行了白话文翻译和注释，即《四书本义官话》。其目的是让中国孩子、中国民众更容易的理解和接受他对基督教文化与儒学思想比较分析所进行的思考，更好的实施“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     

试论宪政精神与宪政的神学基因

以西方为蓝本构建宪政制度一直是非西方传统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难以成功解决的问题.实际上,隐藏在西方宪政制度背后的是一套独特的文化机制,而其中又以从古希腊、罗马延续下来的法治传统和基督教神学思想为主要的支撑点.西方的文化浸润着基督教神学理念,由此培育了一种独特的以守法与自律为特征的宪政精神.这是一种文化机制,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如果不能同时移植西方文化的根基,宪政制度的建构将是很难行之有效.     

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不同境遇的原因与启示

本文对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成败的原因进行了比较研究后,指出:基督教传入朝鲜半岛之时,不但与韩国的爱国独立运动相结合,而且还与韩国本土的萨满教在上帝观念上相互认同。当以理学为基础的韩国儒学陷入困境时,基督教就成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部分韩国人的精神支柱,从而创造了基督教传播的“奇迹”。儒学在近代中国也经历了危机,但其影响仍然很深,因此,与强权政治结合而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就很难获得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认同。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的不同境遇告诉人们: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流,不可采取把自己的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的文化霸权主义态度,强势文化要强行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就会造成社会的对抗和不幸。     

梁漱溟文化模式论及新儒学的现代意义

北大的特殊文化环境,西方批判、反省现代化的思潮,父亲之死给梁漱溟带来的心理动力和毅力,是梁漱溟实现由佛返儒的文化心路的原因.梁漱溟提出的力图解决文化与现实社会存弊相连问题的文化模式有独创性,它为新儒学在当今的活跃开了一代风气,并赋予了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世界意义.     

论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林语堂是一个有着“一捆矛盾”的作家,其思想的复杂性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上也是少见的。他既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又同时赓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而基督教观念则融透于林语堂的整个精神历程。实际上,正是基督教精神使童年的林语堂轻而易举地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洗礼,也正是基督教精神使其能够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但是林语堂并不可能简单重复基督教思想,在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同时,他又始终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浸染。这样以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进程为大背景,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拒而又相融的事实显然具有文化上的典型意义。本文着重探讨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折射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走向。     

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的探源研究——《文化东亚研究史论》评介

学术界关于东亚现代化研究中，许多问题一直在争论中。同时，在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研究中，对东西方的差异比较，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一直萦绕着思想界。西方基督教在其发展中形成了新教与天主教的分裂，什么原因促使新教地区进入现代化历程？而非西方世界的亚洲特别是东亚现代化为什么在20世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为什么伊斯兰地区却没有？     

论梁启超对儒学与西方科学的态度

就梁启超对儒学与西方科学的态度而言,早期梁启超持"儒学本位"主义立场,认为治天下当以儒学为主,以科学为辅;中期梁启超持"科学万能"主义态度,崇尚科学并站在科学的立场来评判儒学;后期梁启超在经过多年的反思与沉淀之后,逐渐意识到了二者的界限,认为儒学以人生问题为旨趣而科学以客观知识为归宿,二者不可相互取代。梁启超对儒学与西方科学的态度及其演变轨迹,不仅深刻地反映了晚清思想界在中西比较领域的理论走向,同时也深刻地启发了后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进一步思考。在儒学复兴深入人心的今天,这样的思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麦都思神学思想初探

对于基督教经典中的最高存在者究竟应该用哪个/哪些汉语词加以翻译?这是比较宗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大问题。19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曾有过长期的争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不同意以马礼逊圣经译本为代表的用汉语的"神"来翻译God的做法,他从比较角度对汉语中的"上帝"和"神"进行分析,并用它们作为Elohim和Ruach的译名。他不但认为"上帝"和"神"在本质上与希腊罗马的theos和Pneuma一致,而且认为中国宗教具有自然神学的特征,与希腊罗马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麦都思关于"上帝"和"神"的观点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是当时中西宗教和思想传统相互碰撞、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认识中国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积极的意义。他利用中国文化元素阐释基督教神学的探索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为西方解读中国宗教乃至文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也为中国人认识基督教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浅谈儒学的宗教性

儒学一直是中国传统化的主流，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对西方基督教的存在形态为标准来论衡宗教。因而对于中国化这样一个极富特质且历史悠久的化传统竟然没有宗教而迷惑不解，现代新儒家提出儒学是中国宗教即儒教的说法。儒学是否是儒教，是否具有宗教法。本试图就此略作探析。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

基督教从唐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始终未能成为主导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宗教信仰。虽然基督教“儒学化”的倾向严重制约了它在中国的发展传播,但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它却在漫长的渗透历程中,逐渐融入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到了本世纪,基督教文化作为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主体,迅速被中国知识界所接受,并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得以充分的表现。     

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源远流长,几乎所有的西方作家和文学巨匠都曾从中汲取过养料,形成了以其为"文化元典"的创作与思维模式,也成为我们今天破解西方文学传统的"密码"。无论是在基督教神威远播、一统天下的时代,还是在人性张扬、神性贬抑的当下,基督教文化的穿透力都无所不在。基督教文化在滋养西方文学外在形式的同时,也构筑了西方文学内在的精神品质。     

基督教文化对于西方音乐的美学价值刍议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音乐的重要精神土壤,也是其艺术形式的直接源头。基督教文化对于西方音乐美学传统具有融合与传承价值,对于西方音乐创作上的主题和题材具有启示价值,对于西方音乐的审美意象具有奠基价值,对于西方音乐的各种体裁建构具有发生学价值。没有基督教,现代西方音乐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都是不可想象的。     

鲁迅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及其意义

鲁迅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客观地审视基督教文化,表现出且扬且抑的双重性。一方面,批判它的超验的信仰方式及它对西方科学发展的压制和对正常人性的扼杀;一方面,他肯定基督教在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以及宗教改革对整个欧洲社会思想、艺术、道德等诸方面带来的正面影响,更重要的是鲁迅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基督教文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作用。鲁迅对基督教文化的“信”与“嘲”的悖论性认知生成了丰富的文化意义,获得了评价人生和批判社会的价值尺度。     

天主教、基督教在黔东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历史探析

近代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交往是以西方宗教文化为前趋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如此。本文详细梳理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铜仁地区的传播历史,以及少数民族接受基督教和天主教文化的历史背景。     

跨界的拯救——评《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与新世纪文化建设》

在"人的发现"的意义上和"人的观念"的丰富性方面,以基督信仰为底色的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应当受到学界的尊重。季玢的《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与新世纪文化建设》一书以神学视野关注文学的惯常主题,开启一系列关于人类精神价值追求的文学命题;该著以人学为视角,横跨文学与文化的疆界,又游走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宗教文化之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现代儒学的基本理论特质

相对传统儒学而言,现代儒学的基本理论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在基本精神方向上,主动自觉地使儒学与传统专制体制相脱离并扭转了轻忽客观知识的走向,从而与奠定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以民主科学为标志的现代性保持了总体的一致性;第二,在价值取向上,又没有完全为理性主义所框限,而是依然保持了人文主义的基本取向;第三,在基本理论立场上,鲜明突显了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明确反对将中国变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强调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应当建立在民族文化内在转化的基础上;第四,在基本思维范式上,强调要以开放的文化心态来面对外来的西方文化,并致力于在会通中西中实现新的、更大的综合。     

西方反犹主义的文化分析

反犹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是一种有普遍性特征的历史文化现象。西方反犹主义的发生最初导源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神学冲突，随着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基督教的神学观念逐渐演化为西方社会的文化观念，“犹太人”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综合情境中则被赋予了“恶”的文化品性和身份特征，反犹也往往成了某些西方人的不自觉的思想定势。同时，西方反犹主义的形成还与欧洲传统的种族主义思想相关。特别是犹太人超越性的现实行为以及与西方人的经济联系、经济冲突，更是导致西方反犹主义的世俗性、行为性契因，这种契因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更为直接和更有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