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后期中国知识界对战后世界经济建设问题的思考

全面抗战后期,中国知识界对经济与战争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有益思考。为消灭引起战争爆发的经济因素,他们提出了战后世界经济建设的四个基本原则;并对英美两国提出的稳定战后世界通货计划方案进行了积极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知识界在思考战后世界经济建设问题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也与战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密切相关。     

论抗战时期中间力量的宪政纲领及其民主运动目标的演变

八年抗战，中华民族赢得了近代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彻底胜利。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带来了国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介乎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散的中间小党派在抗战中聚集崛起，成为战后两个中国之争不可忽略的法码。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以他们为主体掀起的国统区民主运动，对抗战的胜利及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中间势力发展的这一重要时期的基本政治纲领及其不同阶段的政治主张，值得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分析。抗战期间中间势力的宪政纲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中间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社会…     

试述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抵抗。抗战爆发后,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坚决起来抗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到抗日运动中来。抗战期间,民族资产阶级强烈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为了坚持团结抗日,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民族资产阶级所以能表现出如此进步的政治态度,除了他们本身     

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格局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战争的胜利使世界和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观,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使中国暂时呈现出三大政治势力鼎立的政治格局。这一局面的出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大政治力量不均衡发展的结果,对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意义重大。本文将从国民党集团、中国共产党以及中间势力三大政治派别的历史发展情况、现状以及战后主张等方面,分析其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中的地位及作用。     

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基于战时和战后军事、政治战略的需要,与中国结成盟国,对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使中美关系出现了新格局。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新形势,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对美国采取什么政策,其影响如何?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全面认识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史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助于深刻了解战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     

来自一线的观察——英国驻华外交官视野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

1931年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由驻华外交官发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汇编而成的《中国政治报告》整体上反映了身处中国抗战一线的驻华使节对中国抗战最直观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报告》的系统梳理发现,英国驻华外交官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密切关注并予以积极评价。早在“七七事变”之前,虽然并未洞见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正义性和先进性,但他们已关注到中国共产党抗战的鲜明立场,并认为与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相反,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积极寻求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他们更是追踪报道中国共产党抗战,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和维护国共合作的努力,并认为敌后抗日游击战已成为中国持久抗战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极力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政治报告》这些内容,反映了来自英国驻华外交官这一特殊群体的实地观察和专业研判,是从他者视角对中国共产党抗战中流砥柱作用有力的旁证。     

文化抗战：战时中国的高等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战时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得以维持和发展,并切合战时需要,乃至战后中国发展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命脉,为中国的近代文化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30年代宋哲元与韩复榘对日态度之比较

宋哲元与韩复榘同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两人相继成为华北的两大地方实力派。抗战爆发前,他们主政的平津、山东对国民政府都处于半独立状态。20世纪30年代宋哲元与韩复榘的对日态度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两人对日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抗战进程,也决定了他们的最终命运。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重庆谈判的缘起

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关于远东问题秘密访定的延伸,标志着美苏大国的力量卷入了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之中,国共重庆谈判则成为美苏大国力量在中国的政治折射。毛泽东亲赴重庆既体现出战后美苏力量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支配,同时也体现出了毛泽东对这种支配的抵制。     

谈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事业,曾希望与美国合作,美国政府出于战时和战后政治、军事利益的考虑,也曾为改善同中共的关系作了一定的尝试和努力。在这期间,美国一些年轻的外交官冲破层层阻挡,来到解放区进行考察,同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进一步了解了中共当时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政策主张,并针对美囤对华政策,改善同中共关     

抗战时期国画家在重庆地区的艺术活动及相关美术研究

抗战时期，重庆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关团体和各界人士，成为亚洲地区反法西斯中心。在这期间，张大千、张善子、徐悲鸿等国画家在重庆地区以抗战为题材进行抗日宣传，积极举办展览募集资金，呼吁全国民众和世界人民共同抗日。他们的国画作品表现了自然景象、市井生活和抗战场景。西方写实和传统写意二元论赋予了中国画新的形式和秩序。抗战改变了中国画的空间格局和发展进程，深刻影响了国画家的创作观和审美意识，使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观深深地印入他们的意识中，对战后国画的创作方向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还教育于民

我们假如要想知道战后中国教育发展的趋向,必须先把抗战以后我国教育的发展作一个总结。抗战以来,我国教育发展可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自从抗战开始到武汉撤退,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教育真正对国家有了贡献,一切知识分子,无论他是从事什么工作的,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为战争服务。但是,这种情形持续不多久,便因武汉撤退、政治局势恶化而中止了。     

国民政府抗战后方的确定及其影响

本文论述了国民政府将大西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认识过程、大西南成为抗战后方的历史背景及实现经过,并分析了将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抗战发展过程及战后国内形势的影响。     

抗日战争后期民国学人的战后和平建设观

抗战后期,随着胜利曙光的初现,为了避免世界再次发生虽赢得战争却失去和平的凡尔赛式的悲剧,中国学人们敢于担当构建世界和平的大国学人责任,主要从侵略国的处置、和平机构建设、经济秩序改造以及思想观念的改造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构建战后持久和平的设想与方案,其核心理念表现为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践行.民国学人这种基于自身所处的特殊时代境遇所持的和平观在借鉴西方国际政治话语的同时,也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智慧,从而具有特定的理论价值与和平建设实践价值,为盟国的战后世界秩序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述论

教育是立国之本;也是毁国之肇。战后国民政府迅速瓦解,除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原因外,教育失败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旨在通过对战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的个案剖析,说明抗战胜利初期国民政府教育走向破产的原因和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战后国民政府自身蕴育着的严重危机。     

试论东盟国家华人企业的发展因素

华侨华人企业在东盟国家战后的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东盟各国经济以及亚太地区国际经济中一支重要的民间企业群,其在战后的发展是同东盟各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以及亚太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紧密相联的,其发展障碍和优势并存。那末,华人企业是如何规避障碍、发挥优势而发展起来的呢?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其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的呢?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试论毛泽东在抗战初期的理论贡献

在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在正确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精辟地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和抗日战争各方的政治目的,并对与实现党和人民抗战的政治目的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原则问题——诸如抗战中的两条路线、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等问题,给予了深刻的说明,从而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的出发点探析

抗战胜利后．在如何处理收复区的教职员和学生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开展了教育甄审运动。本文通过对政治合法性、道德价值判断和人心整合三个层面的考察,去探析国民政府在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之下,开展教育甄审是否适合时宜,是否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论述抗战胜利后苏美冷战对国共谈判的影响

论述抗战胜利后苏美冷战对国共谈判的影响李分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美英三大国围绕着一系列战后敏感问题，引发了尖锐的予盾和冲突，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双方均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为主，以军事干涉为辅，争夺位于...     

论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国家利益,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了不同的对华政策。先后采取了“避免介入”、“援华制日”、“结盟抗日”、“扶蒋反共”政策。“避免介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怂恿了日本的侵略行为;“援华制日”、“结盟抗日”政策增强了中国的抗战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大大增强了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扶蒋反共”政策为战后中国政治留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