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帝御制苏禄国东王碑文释注

御制苏禄国东王碑是明永乐十六年（1418）敕立的,至今仍完好保存在德州苏禄国东王墓地的御碑楼内。其碑文系永乐帝朱林亲撰,记录了当年苏禄国通好中国并受到礼遇的盛况,褒赞苏禄国东王巴都葛M答刺“聪明特迪,超出等伦”,充分肯定了苏禄国东王访华的业绩是“光荣被其家国,庆泽流于后人,名声昭于史册”。碑文极其生动地再现了历史上中菲两国的往来和友谊。现将全文分段标;点并加注发表。帝王之治天下,一视同仁,声教①所被,无思不服②。故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③”。盖有不待威④而从不假⑤力而致也。①声教：声威和教化。被：…     

苏禄东王后裔两份家谱的对比

明永乐十五年(1417),古苏禄国东王来华朝贡,归国途中不幸染病去世,永乐帝以王礼将其葬于山东德州.王妃葛木宁,王子安都鲁、温哈喇留下守墓.经过300多年的客居生活,东王后裔终在清雍正年间以安、温二姓入籍中国,成为大清编民.留华的东王后裔本着追本溯源、辨明血系的目的,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与21世纪初,先后编修了《温安家乘要录》与《安氏族谱》两份家谱.     

清代苏禄国聘任华商充当贡使考述

清自康熙朝开海禁后,南洋各国纷纷入华朝贡.由于交通、语言及朝贡程式等方面的原因,南洋许多国家聘任华商为贡使或通事,并搭乘华人商船,入华朝贡,从而形成了华商充当南洋国家贡使的独特外交现象.在南洋诸岛国中,苏禄是距离中国航程最远的清朝封贡外藩,其聘任华商充当贡使最为频繁,史料也较详实,故本文以苏禄国朝贡为例.     

从《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看明朝对王朝使臣帖木儿的接待

永乐年间对外邦朝贡人员已有相关的接待制度,对此波斯文献也有记述,较为典型的如《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该著述记录了沙哈鲁王于1419年派遣的庞大使团在明朝所受的接待过程,过程包括迎接、筵席、驿馆接待、接见、赏赐、送使。此接待过程显示了明朝对帖木儿王朝使臣的重视,反映了永乐年间对周边国家的重视程度不同,总体呈现对西域国家更为笼络的态度。     

渤海国与唐朝朝贡研究

朝贡是双方以物品或其他方式进行财富交换的一种特殊的交往方式。中国朝贡自古有之,费正清先生称其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朝贡关系实则是一种经济、文化等因素互相交杂在一起的复合关系,朝贡频率的高低、朝贡关系的疏离或密切,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的体现。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盛的王朝,与周边王朝和少数民族藩属国往来密切,唐与渤海国的朝贡研究不仅体现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更反映出中原唐王朝所在时段内整个社会的历史背景。     

东晋南朝时期古代日本对中原王朝的朝贡

一 古代中国历史学家把日本称为倭国,称日本人为倭人.东晋南朝时期是倭国对中原王朝朝贡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古倭国频繁遣使朝贡,在两国交往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为隋唐时期两国交往奠定了一定基础.     

唐初印中遣使若干细节考辨——取熬糖法、献菩提树、破阿罗那顺和翻老子为梵言

戒日王(590—647)是印度古代著名君王,也是中印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641至648年间,戒日王与唐太宗频繁互遣使臣,书写了中印官方往来的重要记录。对于这段历史,中外前辈学者在研究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讹谬或值得商榷之处。本文运用正史、佛典等相关文献,着重探讨取熬糖法、献菩提树、借兵破阿罗那顺之役、太宗诏玄奘翻老子为梵言这几个中印交流史上颇有争议的问题,以期对唐朝初年中印交流状况的深入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试论明朝对琉球的册封

琉球,即今日本之冲绳县。据《中山世鉴》记载,隋大业中,遣使者羽骑尉朱宽到海外访求异俗,始至其国,因于万涛间见地形如虬龙浮水中,故称之为“流虬”。至明洪武初,改称琉球,时国分为三：察度王中山、承察度玉山南、帕尼芝王山北。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明太祖遣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中山王察度则遣其弟泰期随杨载入明朝贡方物,从此开始了两国间的友好往来。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中山王世子武宁遣使告父丧,明成祖命礼部遣官谕祭,赙以布帛,遂命武宁袭位,从此明朝与琉球正式建立了册封关系①。（一）所谓对琉球的“…     

上海图书馆藏《永乐大典》

我国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纂修的《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共22877卷,目录60卷,共11095册,书中保存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古代典籍8000多种,是中化民族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由于整部《永乐大典》的数量十分巨大,纂修时只抄写了一份。至嘉靖年间(1522-1566),“好古礼文”的嘉靖皇帝下谕旨令馆臣抄录了一个副本。于是,历史上的《永乐大典》存在两个重要版本;永乐年     

从《诗经》看音乐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纵观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分别是:远古乐舞时期、钟鼓之乐时期、歌舞伎乐与文人音乐时期和市民音乐勃兴时期。从公元前6000年至夏朝为远古乐舞时期,该时期以音乐节奏为主,歌舞乐三位一体。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221年前后为钟鼓之乐时期,出现了专业的乐师和音乐教育。公元前475年前后至公元960年前后即秦汉到隋唐五代为歌舞伎乐与文士音乐时期,这期间,乐府"兴盛于秦,鼎盛     

浅析近代报人的“文人论政”

中国文人自古代以来,就有着论政议政的传统。中国近代时期,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中国报界王韬、张季鸾、梁启超等报人秉持着"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这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更是成为了我国近代新闻史上十分独特的风景。基于此,以这"三个人"来浅析中国近代报人的"文人论政"思想的定义、嬗变过程、特征以及它的影响。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拓《道因法师碑》赐本研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南宋拓《道因法师碑》一册,十分珍贵。1987年,北京庆云堂将这本碑帖售予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馆藏《道因法师碑》中的最早拓本。此册拓本内有清代宋权、宋荦父子、民国时期蒯光典、蒯寿枢叔侄等人钤印共计17枚;清代乾隆时期大臣王文治题跋多则,可谓递藏有序。更为重要的是,这册拓本属于古代碑帖中少有的“赐本”,是清初顺治皇帝赐给大臣宋权的“御赐”之物;民国时期,收藏者蒯寿枢更是带着这册拓本参加了京师赈灾书画展览会,成为古代碑帖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例证。     

鸦片战争后清朝外交档案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社会变化，也导致外交档案发生变化。一、鸦片战争前期清朝的外交文书鸦片战争前，清朝与外往来过程中一些行文没有外交文书的特点。因为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了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仍以天朝大国自居。清朝在与外来往过程中，以天朝对臣邦来行文。与清朝往来的外国有两类：一类有朝贡义务的“属国”，主要指在中国周围的亚洲小国，被看作清属国；另一类与清有通商往来关系，称“外国”，主要指欧洲国家。对这两类国家行文，对属国行文，有进行分封赠和谕诰权力，则用国内皇帝…     

明清时期浙江丝绸文化的传播路径研究

浙江丝绸文化在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借助着传播的力量。只有借助传播的力量,丝绸文化才得以延续和发展。本文将明清时期浙江丝绸文化的对外传播路径作为研究重点,用传播学的观点来分析和考量,指出对外贸易途径、农桑教育普及、朝贡外交往来、宗教传布交流,是这一时期浙江丝绸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渠道。通过深入了解丝绸文化的传播历史,以期正确认识传播活动在文化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为当代丝绸业发展提供参考。     

敕令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梁国治巡抚湖北谕

<正>敕谕是皇帝任官封爵和告诫臣僚的文书。它有三种用途:一是敕任官员;二是敕谕臣民;三是敕封或谕告外藩,诸如朝鲜、琉球、安南等藩属朝贡诸国,遇有国王继位请封时,清政府须遣使敕封,该国王才被视为正统。外藩要按例遣使朝贡,清皇帝则敕谕嘉奖并颁赏礼物。这是一     

永乐帝钦点“蒯鲁班”的经典巨作——紫禁城

紫禁城建于明代永乐四年,直至永乐十八年才完成这项建筑,后来又经过明代以及清代后世皇帝的扩建、重建,规模逐渐扩大,成为明代和清代帝王的皇宫,同时,它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雄伟、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宫建筑。     

永乐帝钦点“蒯鲁班”的经典巨作——紫禁城

紫禁城建于明代永乐四年,直至永乐十八年才完成这项建筑,后来又经过明代以及清代后世皇帝的扩建、重建,规模逐渐扩大,成为明代和清代帝王的皇宫,同时,它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雄伟、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宫建筑。     

八王寺

<正>八王寺,原名大法寺,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年),因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施舍银两重修庙宇,大法寺住持僧为了感谢其施舍之恩,在寺院的左侧修了八王祠,俗称八王寺。八王寺东北方向50余米处,曾有一眼古井,井水清澈透明、甘甜清爽,人     

杜特尔特上任后菲律宾主流媒体网站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以《菲律宾每日问讯者报》网站Inquirer.net为例

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的交往不断增加,南海争端也愈演愈烈。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让中菲关系进入了紧绷的至高点,但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却一反阿基诺三世亲美的作风,反而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一时间,人们开始议论中菲关系是否转暖。笔者认为,分析菲律宾主流媒体涉华报道能够获悉菲律宾主流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从而推断中菲关系走势。因此,本文选择菲律宾最受欢迎的主流报刊《菲律宾每日问讯者报》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杜特尔特上台后该报网站上的涉华报道。本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具体分析《菲律宾每日问讯者报》的涉华报道,第三部分综合分析报道并得出结论——指出《菲律宾每日问讯者报》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并预测中菲关系的发展趋势。     

郑和金石档案探略

“在波涛万顷之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之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耀灿烂之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李约瑟语）。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舟师”2．8万余人七下西洋，完成了前所未有的海上壮举，开辟了一条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的“悔上丝绸之路”。然而，由于朝廷中出现了一帮“海禁派”，他们视功勋为弊政，销毁下西洋的文书档案，致使这一“明初盛事”被历史的迷雾蒙蔽。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到来之际，本文拟对关于郑和的金石档案及其价值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