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学伦理学:地球科学的人文转向

自然科学的人文转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潮.作为自然科学的地球科学,在"人类世"地质时代,研究地球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显得更加必要,其中地学伦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地学领域,社会道德责任缺失,地球利益分配存在严重不公正现象,包括社会不公正,环境不公正.这是地球生命受到损害,地球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地球资源受到破坏的根源之一.它需要科学的道德原则的指导和制约.地学伦理学,它的主要特征是,道德主体从地学工作者扩展到所有与地学相关的人,它的道德对象从人和社会扩展到生命和整个地球,从现在扩展到未来.因而它是一种生态伦理,即地学生态伦理.它的主要原则是地球利益和责任分配的生态公平正义的原则.它表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承担了不同的道德责任.在开发和利用地球的活动中,要坚守生态公平正义和保护地球的原则,这是一个道德底线.     

当前制度伦理建设的理性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道德仅仅依靠人的内心信念已很难维持,因为个体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是有限的,目前依靠人的自觉去实现道德是不现实的,人类历史的灾难已说明了问题。我们要避免人的主体性对道德的伤害,就必须把伦理落实在制度上,而不是落实在人的主体性上,要用制度来承诺道德,通过制度伦理的建设来约束、引导人们自觉的道德行为,建立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使之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更有利于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一社会秩序的重建有赖于制度伦理的建设1.社会秩序有赖于伦理道德的支持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需要道德对其正当性和合理性说明,即提供所谓伦理上的辩护和支持。尼尔&;#183;麦考密克指出:“制度道德有两个范畴:一方面,它必须尽可能地适应所设想的文明社会的实际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就符合这一关于‘适应’的要求而言,它应当尽可能紧密地接近我们的‘背景’政治道德的理想。”[1](210页)制度伦理的这两个方面,表明它既不能等同于又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法律制度,并要使这些制度指向特定的道德理想。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制度伦理“包括一组旨在使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具有最大限度的道德意义的原则”[1](226页)。这就是说制度伦理...     

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危机略论

一旦信念基础瓦解,道德就面临危机。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场道德危机。一方面以宗教或形而上学为信念基础、以共同体为价值取向的传统道德,作为一种整体的范式,在现代社会丧失了其有效性;另一方面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在其信念层面上必须经得起现代理性的反思,并将基本的公平价值包含在内,但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比较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主体理性精神,以及基于其上的公平原则,此外,权钱交易、裙带主义等社会丑恶现象又严重破坏了现代道德对公平原则的基本信念。     

从“各人自扫门前雪”谈道德底线

人们的社会行为善的最初级层次,人们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要求,人之所以成为道德人的最基本的道德量度,即是社会底线的道德规范,也就是所谓"道德底线"。"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给人带来的冷漠感可以直接作用到人们的道德生活之中,小恶可以养成大恶,道德标准也只能是底线。     

自然理性的迷误——论18世纪中叶前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儒家学说的主流认识

18世纪中叶前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儒家思想的赞赏,其哲学基础和根据是他们所信奉的自然理性概念。在精神领域中,自然理性概念实际只是一种停留在主观意识中的抽象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它不知道真正的道德须以自由意识为前提,故这些启蒙思想家对儒家思想的本质和传统中国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     

底线道德刍论

底线道德,是人类脱离动物界、构成人类社会的标志,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显著标识,它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开始,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底线道德作为道德体系的根基和起始,是最简单、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履行的最起码的社会义务。底线道德根源于人性,体现于"初善",具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道德底线问题探析

道德底线问题成为当前社会的热门话题,受到社会各界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本文回顾道德底线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对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道德底线建构的原则.     

中国道德规范中的“忠”文化及其现实意义

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忠"文化占有很大比重,在不同时期"忠"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它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更是连接人与国家、社会的精神纽带。在新时期,"忠"文化被赋予爱国主义情感,既要做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又要做到理性爱国。同时它要求为官者要做到严于律己、清正廉明。忠信更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     

在"新""旧"对峙的背后--从林纾看"五四人"与"晚清人"的代际文化心态差异

林纾与五四时期"新青年派"的文化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一种传统主义的常识与全能主义的理性之间的冲突;前者力图维护的是一种其所认为的超时代的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后者则是要追求至高的善,以建成一个现代合理性的社会。这种冲突也代表着一种文化典范的转换以及传统的后喻文化传递方式向并喻、前喻文化传递方式的转型。     

人权法治的民族文化底蕴及其教学转化

中国传统法文化具有丰富的且为西方学说所忽视的"人学"底蕴。"人道"与"大同"精神,对于制度性人权的弊端具有一定的缓和作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礼法兼容""内圣外王""良法善治"等品格,凸显了人的关系定位和交往,有别于现代社会对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制度文化的过分倚重,它既不以道德责任抹杀个人对自身利益追求的权利,也不以理性认知抹杀个人道德本性生发的空间。现代人权法治教学应当注重用法治理性构建社会基本体制,同时,发挥民族文化底蕴的道德导向,以培养具有法治意识的德性主体。     

试论网络伦理规约的或然性特征

面对网络社会中出现的大量道德失范现象 ,人们寻求从各方面对其进行规范与约束 ,这是符合人类理性原则的。然而 ,规范从本质上说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 ,因而规范是需要理由的 ,也是需要论证的。借助于传统伦理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与伦理智慧 ,实事求是地分析网络社会道德关系的现状 ,我们就不难发现网络伦理规约实则是一种或然性的存在 ,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不确定的。因而我们只有从或然性的视角出发来考虑事物 ,才能迈向通往科学、合理的网络伦理规约的正确道路。     

道德教育应注重培养道德建设与维护能力

当前,社会风气对个体道德发展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学生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之后,多数人为了适应社会而慢慢抛弃在学校所习得的道德,只有少数人坚持自己的道德,但难以适应社会。囚徒困境及其游戏表明:最好的做人原则是"宽容的以牙还牙"。这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他们不仅自己有道德,还能够促使别人形成道德,并能够在社会上建设和维护道德。道德建设和维护能力包括正义感、道德智慧、道德号召与合作能力以及"天下有道"的道德理想。     

关注道德滑坡,唤醒沉睡良知

小悦悦事件、老人倒了不敢扶、见死不救……近年来,一系列拷问社会良知、公序良俗的事件,触发了公众对道德底线的深深忧虑。"我们不仅要仰望道德楷模,还要俯察道德底线。"有"根叔"之称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代表慷慨陈词:"我们现在正在学雷锋,他是我们仰望的道德楷模,但我们也要低下头,看看我们的道德底线。"他认为,道德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不公和贪腐现     

人际对待的两个基本原则

人际对待的原则大致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归纳和理解:理性原则和道德原则。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只能是否定性的规定,只能规定人不是动物;有理性能力的人既能为善又能作恶,理性是一个中性词,人是否能得到尊重还要依据道德原则来评价。一个健全的社会必定包含人们精神的健全,其中包括了对无理性能力者的道德关怀。正义所依据的是对等的理性原则,仁爱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区分为对等的和单向的,对待无理性能力者只能依据单向的道德原则。     

儒家诚信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诚信思想对当代诚信观影响

从中国传统的儒家诚信思想出发,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从现实性角度研究当代社会诚信观,通过对传统的诚信观标准的认识与批判,提出诚信观在中国的现实定位。即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法律约束与道德教化相结合、契约关系与人的道德相结合的原则,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时代特征建立起平等、理性、义利统一的社会诚信观,同时也是道德诚信与制度诚信的统一。     

竹与修身--德育的"另类"言说

竹文化是根植在中国传统诗性文化土壤上的一种价值创造,它承接了孔子的诗教.这种诗教追求诗化的人生和人生的诗化.因此,中国竹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诗性德育的价值.从孔子的"比德"和"三月不知肉味"到苏轼的"无竹令人俗";从郑板桥的"种竹似培佳子弟"到个园的园林艺术;从传统社会的竹文化到市场经济中竹园宾馆的企业文化建设,我们看到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薪火相续,感受到了诗性德育的魅力.竹,常绿不衰,中通外直.中国传统文化中,"竹"有一种善美合一的诗性之美,它是正直、虚心、有活力的人格象征,在竹的背后有一片陶冶人格的诗性的文化海洋.竹对人有着妙不可言的教化力量,它使道德境界涵蕴审美境界,审美境界附丽于道德境界,这种力量是理性所不能概括的.     

登高今夕事,九九是天长——重阳节道德意蕴漫谈

中国传统节日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以族群特有的丰富的活动,华丽而隆重地延续着族群的文化记忆,自觉地承系着民族的文化认同。随着传统节日礼俗的日臻完美,它所承载的文化,逐渐成为中华传统道德的汇集与浓缩。中国传统节日的这种特质,在重阳节中得到了淋漓展现。     

和谐世界视域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完善

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在国际上的延伸,它同构建和谐社会一样涉及到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即"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由于传统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注重基于国家这样的大集体里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全球的视域下如何进行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被忽视。因此,本文认为,在和谐世界的视域下应将"国与国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集体主义道德原则调整范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科学内涵。     

作为moral reasonability的道德理性及其优先性

通行的"道德理性"概念的所指及有效性并未局限在理论范围,还必然地延展到实践领域。对于其丰富内含,植根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reason和rationality却不能给予充分表达。基于这两个概念的一些西方传统道德哲学(如康德的道义论)看起来至高至远,其实并不具有经验或实践层面的可普遍化性,因而在实际生活中难免走向反面。研究发现,如果使用英文词moral reasonability来理解和解释道德理性,或可弥补上述欠缺。因为,相较而言,这后一概念蕴含有一种着眼于"探究原因、提供理由"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或"超底线准则",作为一种形式性的"前道德立场",它更易于落实到现实生活。这个概念不仅能够表达出道德理性中被前两个概念所忽略的含义,而且因为其历史特点具有优先性。     

传统道德教育的范式转换:生态偏移、转向与理性建构——基于“道德讲堂”的启示

道德教育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社会系统进行着密切的互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思考传统道德教育,正视其生态偏移的基本表现,借助道德讲堂的启示,关注底线伦理,重视行为感染,实现人本回归,建构道德教育生态理性,实现底线伦理与终极价值的共生,个体力量与整体效应的关联,系统稳定与环境交换的协同,道德需求与道德自学的统一,从而在整体上对传统道德教育实施范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