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坡清峻词中刚柔成分之量化

由于章法是建立在二元(阴柔、阳刚)对待之基础上的,所讲求的是篇章"多、二、一(0)"和逻辑结构,因此其风格之形成,便与这种由二元(阴柔、阳刚)对待所组织而成之"多"、"二"、"一(0)"结构与其"移位"、"转位"、"调和"、"对比",息息相关.以东坡的几首清峻词为依据,对整体结构之阳刚与阴柔消长的情形,加以探讨,试予量化.发现东坡的清峻词,就其风格中之刚柔成分而言,大都是属于"偏柔"之作,而就其内容主旨来看,则兼身世之感(峻)与物外之思(清)而有之,如此可看出东坡清峻词之风格特色.     

稼轩“豪壮沉郁”词中刚柔成分之量化

辞章章法是建立在二元（阴柔、阳刚）互动的基础上,以呈现其“多二一（0）”结构的;而其风格之形成,便与这种由二元（阴柔、阳刚）互动所形成之“移位”、“转位”、“调和”、“对比”,息息相关。本文即根据这种理论,举稼轩词中几首“豪壮沉郁”为例,藉以观察其整体结构之阳刚与阴柔消长的情形,破天荒地试予量化,以见辛稼轩“豪壮沉郁”之词风于一斑。     

论章法结构的节奏与韵律

章法结构是先由其移位、转位而形成节奏,再由各个节奏层层串联而形成一篇韵律的。大致说来,节奏乃就局部来说,而韵律则是指整体而言。而由移位所造成的,是较为简单或反复、齐一之节奏,主要是显现其偏于阴柔之调和性;而由转位所造成的,则为较为复杂或往复、变化之节奏,主要在显现其偏于阳刚之对比性。这样,由局部而整体地层层叠合成为一篇韵律,再加上章法各结构本身的毗刚或毗柔属性,即可大致解释一篇风格所以形成之原因。而这种历程,可约略由章法之“多、二、一(0)”结构加以考察。就在此“多、二、一(0)”的诸多结构中,必有其核心结构,它一定落在一篇文章之主体所在,也就是最能凸显“主旨”的部分,以牢笼各主体及其它对应材料,可以说乃关键性之“二”,居于既能收束又能发散的地位,在其它各辅助结构的支持下,形成“调和”(阴柔)或“对比”(阳刚),一面彻下以统合“多”(结构与节奏),一面彻上以归根“一(0)”(主旨、韵律与风格等),发挥彻上彻下之功用,因此,理清核心与辅助结构,考察其移位、转位之情形,则章法结构所造成之节奏与韵律,就可以大致掌握了。     

辞章章法“多、二、一(0)”的核心结构

章法与章法结构,是完全建立在“二元对待”的基础之上的。而“二元对待”又是宇宙创生、含容万物的根本规律。以这种规律来观察宇宙创生、含容万物的历程,可以用“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加以概括。因此章法也对应于此,形成这种结构:若从创作面看,形成的是“一(0)、二、多”的顺向结构;若就鉴赏面看,形成的是“多、二、一(0)”逆向结构。其中的“多”,主要是指各个辅助结构;“二”主要是指核心结构;“一(0)”是指一篇辞章之主旨与所形成之风格、韵律、气象、境界等。其中核心结构(“二”),即可撤上归于“一(0)”,又可撤下统合“多”(辅助结构),地位十分重要。本文即着眼于此,举例探讨,以见章法之核心结构在一篇辞章中的重要功能。     

岑参边塞诗的阳刚之美

岑参边塞诗的阳刚之美李岩在文学评论中，首次用阳刚美和阴柔美来区别文章风格的姚鼐，曾用这样一些比喻描述阳刚之美：“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驭骥……”（姚鼐《复鲁非书》）说明了有阳刚之美风格的作品显得有...     

中国阴柔论与西方优美论的比较研究

<正>西方人论美，标举崇高和优美；中国人谈艺术，好分阳刚与阴柔。所以，在一般人看来，崇高与阳刚对应，优美与阴柔并举，便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优美”与“阴柔”大体上属于同一类概念，尤其是以崇高和阳刚作为参照时，它们的共同性质便显得格外分明。例如，花园里一块草坪和广阔的草原相比，维纳斯雕塑与大卫雕像相比，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草坪和维纳斯雕像属于“阴柔”或“优美”，草原和大卫雕像属于“阳刚”或“崇高”。这种判断人们凭直觉便可得出。可是，如果不是参照崇高和阳刚，而要求人们面对相似的对象，作出或优美或阴柔的判断时，人们就会觉得，“优美”与“阴柔”并非完全对等的概念，它们在很多场合下难以互换。例如，一片小景，说它优美是恰到好处，若况之阴柔，则嫌生硬别扭；李清照的词，言其阴柔之美，可谓深谙词作之昧，若仅     

层次逻辑系统论——以哲学与章法学作对应考察

逻辑层次，乃由多样的“二元对待”为基础，经“移位与转位”之过程与“‘多’、‘二’、‘一（0）’螺旋结构”之终极统合，而形成其完整系统；这不但可由《周易》与《老子》等哲学典籍中找出它的理论根源，也可从辞章章法结构中寻得它的具体呈现。因此本文即从“二元对待”（含“对比与调和”）、“移位与转位”与“‘多’、‘二’、‘一（0）’螺旋结构”等层面切入，作对应之探讨，以凸显出层次逻辑系统在哲学与章法学中的纽带作用。     

孔子文艺美学观与其政治和生活美学观之比较

在文艺美学观上,孔子倡导诗乐舞等文学艺术应肩负起移风易俗之重要使命,其风格可谓雅正中透着严肃(彰显阳刚之气);而其政治美学观则倡导仁德礼治,其风格可谓雅正中透着温情(刚中带柔);其生活美学观倡导在日常生活中循礼修德,其风格可谓雅正中透着鲜活(刚柔并济)。在共有风格上,三者皆显“雅正”(阳刚);在风格差异上,其文艺美学观更为严肃(阳刚),其政治美学观和生活美学观则更为活泼(阴柔)。     

姚鼐阳刚阴柔风格论溯源

桐城派散文大师姚鼐,将文学风格高度概括为阳刚、阴柔两大基本范畴,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阳刚阴柔的文学风格论.学界对这一理论的相关论述很多,但鲜见对姚鼐为何以“阳刚阴柔”来概括文学风格这一问题的论述,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予以探究.     

曾国藩关于文章“阳刚、阴柔”风格的再诠释

在桐城文论中,从刘大櫆开始,就一直强调把文章的“阳刚、阴柔”之美作为古文的审美特征,到曾国藩这里,他主张从阳刚与阴柔之美的内在结构来把握和区分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审美特征,并以此品评作家作品指导文体创作.虽然曾国藩也强调刚柔相济,但他在二者之中有所偏爱,更为看重文章的阳刚之美.     

论思维力与语文螺旋结构之形成——以"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观察

思维力乃语文能力之母,是出之于先天(先验)的,而语文的研究是成之于后天(后验)的。通常,语文的能力,含“一般能力”、“特殊能力”与“综合能力”等；而语文的研究,则含意象(狭义)学、词汇学、修辞学、文(语)法学、章法学、主题学、文体学风格学等。它们经由“形象”、“逻辑”与“综合”三种思维之牵合,使得先天的语文能力得以因与后天的语文研究接轨而一一确认,而后天的语文研究也得以因与先天的语文能力接轨而归根于生命。由此可证明两者离不开“思维力”,始终是顺逆对应、融贯为一,而形成“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的。     

姚鼐阳刚阴柔风格论刍议

姚鼐的“阳刚阴柔”风格理论是对传统文学风格理论的一个总结和发展,同时又与西方的崇高、优美风格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妙。文章从追源溯流及中西比照的纵横两个角度考察姚氏的风格理论,有助于进一步认清姚氏风格论的意义、价值及不足之处。     

继承老杜,开拓诗歌的阳刚之美

见其文而知其人,亦因人的气质决定人的诗文风格.人的内在性格或刚或柔,流于其诗文必也或刚或柔.韩愈文之雄伟气格,原于其猖狂恣肆的性格.因有猖狂恣肆之性,韩愈论诗亦主阳刚.韩愈于诗知变,故能启迪一代,领军一代.他不但近能变大历以来的"软体"诗风,亦能变六朝以来的阴柔为阳刚.变阴柔为阳刚者自杜甫始,尚不太明显;至韩愈学杜,有意识地变阴柔为阳刚,振兴一代诗坛.韩愈晚年,随着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其诗文融阴柔与阳刚为一体,达到更高的美学境界.     

马鸣风萧萧微风燕子斜——浅论宋词的阳刚美与阴柔美

宋词有两大流派,一是婉约词,一是豪放词。北宋前期基本上都承袭了晚唐五代词风。词至柳永而一变,在内容上常写羁旅行役,男女恋情,辞藻多彩,音律谐婉,风格清婉绚丽,给人以柔性的美。词至苏轼而再变,一扫晚唐以来浮靡温柔的词风。凡身世友情、怀古感旧、伤时叹世、咏史说理、山水田园等内容,均可入词,从而冲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界限,给人以阳刚之美。本文以柳永的《雨霖霖·寒蝉凄切》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谈谈宋词的阴柔美和阳刚美。     

"真、善、美"螺旋结构论--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作对应考察

我们的祖先对宇宙创生、含容万物的规律,先是由有象而元象,再来是由无象而有象,不断地加以往复探讨,虽各有所见,但总结起来,则可用“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予以概括。这种结构,不但可适用于科学,也一样适用于哲学、文学与美学;如果将它对应于西方所谓的“真”、“善”、“美”来看,则“一(0)”为“真”、“二”的规律作用与过程为“善”、“多”为“美”。本文即着眼于此,以诗歌为例,探讨“真、善、美”与“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的对应情形,以见两者一而二、二而一的密切关系。     

唐宋词美学风貌探析

阴柔之美可以说是词最初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也是唐宋词"风情独异"的艺术追求。虽说苏辛词的阳刚之作确实让唐宋词放出了别样光彩,但也只不过是词的一种变体或异化现象。无论是深层细腻的内心观照,还是优美纤丽的审美意象,亦或是"娇女步春"的艺术形式,无不体现了唐宋词重阴柔而轻阳刚,与传统重阳刚、轻阴柔的审美追求大异其趣。     

辞章章法“多、二、一(0)”结构的理论基础

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广大“时空”之中,直接面对纷纭万状之现象界,为了探其源头,确认其原动力,以寻得其种种变化的规律,孜孜不倦,日积月累,先后留下了不少宝贵的智慧结晶。大致说来,他们先由“有象”(现象界)以探知“无象”(本体界),再由“无象”(本体界)以解释“有象”(现象界),就这样一顺一逆,往复探求、验证,久而久之,终于形成了圆融的宇宙人生观。而这种宇宙人生观,各家虽各有所见,但若只求其“同”,而不求其“异”,则总括起来说,都可以从“(0)一、二、多”(顺)与“多、二、一(0)”(逆)的互动、循环而提升的螺旋结构上加以统合。而这种“多、二、一(0)”的逻辑结构,如说得笼统、简单一点,就是通常所说的“对立的统一”或“多样的统一”,可适用于哲学、文学、美学或其他的事类、物类等。即以文学领域中之辞章而言,在形成篇章的章法上,就呈现了这种逻辑结构。因此本文即锁定章法,探讨其“多、二、一(0)”的逻辑结构,以凸显其奥妙。     

旷达：东坡词的本质风格

前人论及东坡词，多以豪放誉之。具体考察东坡的创作实践，我认为这一看法是片面的。从思想上看，苏东坡仕途受挫后，转向佛老，形成了随缘自适，通脱旷放的性格，词如其人，词风必然带有东坡的性格烙印。与之相应，东坡词的题材内容也无不体现其旷达情怀，所以我认为东坡词的本质风格是旷达。     

沉郁雄雅的人杰心音——论稼轩词的主体风格不是豪放

辛稼轩被推为豪放派的首领人物,由来已久。最明确的说法,始于清初王士祯的《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日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以幼安称首。”其所谓“南湖”指明代张綖。其实,张綖说的是“词体”,而非“词派”。他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一作“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诗余图谱》)张綖此说,是对北宋自苏东坡以来对词的两种不同风格的“铁板红牙”之喻的理性概括,指的是词作风格的两大类型。以“婉约”代表阴柔之美,以豪放代表阳刚之美。张綖指出秦观和苏轼词的     

词学研究和苏轼研究中的又一成果——《东坡乐府编年笺注》评介

《东坡乐府编年笺注》一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近五十万字,是石声淮、唐玲玲两先生继《苏轼文选》(由上海古藉出版社出版)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是数十年来学术界在东坡词研究方面的又一巨获。东坡词在宋词和整个词史上都占有极重要地位。东坡以前,词基本未出“艳科”范围,所谓“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几为填词唯一风格。至东坡先生出,“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