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看东汉士风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救子书入手对东汉士风进行了一个角度的分析和透视。东汉士人在遗令和救子书中大都以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告诫后人，这里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东汉士人与皇权的疏离，以及开始对家族利益的关注，这是士族在东汉形成的一个基础和表现。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味消极，对薄葬的身体力行，体现出士人对扰乱朝纲的外戚和宦官的隐性批判和不予合作，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士人儒家风范的一面。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一隐一显构成了东汉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固迷世纷 永矣长岑——班固、崔骃人生道路之比较

班固和崔骃作为东汉明章时期的文学名人，具有诸多相似之处，通过对读《答宾戏》和《达旨》，可以发现班固功名意识强烈，崔骃则相对淡薄。这种差异源于二人家世背景、人生经历和个性的不同，并导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班固和崔骃经历了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外戚与宦官之争，他们的人生选择对东汉中后期士人具有初始意义，是东汉中后期士人命运的缩影。     

《世说新语》与汉末清流名士

汉桓帝、灵帝时期,清流名士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记载了这些清流名士中的代表性人物的故事.历来多有人论及此事,但未从《世说新语》的角度聚焦于汉末清流名士.文章首先辨析《世说新语》中的“汉末清流名士”,然后对这些人物及其故事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士人新风尚变化的原因,其写作的目的是通过对《世说新语》与“汉末清流名士”关系的考论,展示刘义庆眼中的理想士人人格.     

追迁逝于夐古转意象于虚圆--从《古诗十九首》看东汉士人时空意识的扩展

《古诗十九首》主要是东汉中后期无名诗人所作，它寓远于近，审神奇于平淡的特殊风格，可谓开一代诗歌新风。这种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东汉士人时空意识的扩展。东汉士人时空意识的扩展可说是魏晋时期发生的文的独立与人的自觉的早期表现和重要步骤。     

隗嚣的思想及其在陇右文化史上的地位

新莽末东汉初年,隗嚣割据陇右,三辅士人云集其帐下,因而陇右短暂地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但因隗嚣和士人主流在王统天命观上存在严重歧异,导致士人相继东归光武。从不愿起兵到有志图王、欲效西伯,隗嚣的思想有一个发展和转变过程。他相信有德者居天下之位,是对刘汉正统天命观的一种反驳。隗嚣自身也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因此,他在陇右文化史上具有较高地位。     

东汉士风中的“禄利”、“名节”之变

<正>士风：士人风尚，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东汉士风历来为古今学者所称道，从文献材料看，古人对东汉士风一般从以下几个层面去理解：一是指士人的个体人格，称为“风格”，如《世说新语·德行》：“李元礼（膺）风格秀整，高目标持”；二是指士人的群体行为准则，称为“士行”、“士节”、“士则”，如称东汉名士陈寔“言为世范，行为士则”（《三国志·邓艾传》引《陈寔碑》）；三是指士人学风，有时称“儒风”或“儒者之风”，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曰：桓灵之间“儒者之风盖衰矣”；四是指士人精神的社会效益，有时称“风化”，有时直接称为“风俗”，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对东汉士风的全面探讨是个复杂课题，不仅是个史学问题，还涉及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学诸多内容，其中对东汉士人精神风貌流变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而“禄利”、“名节”之变，当是东汉士风变迁的基本特征及倾向。     

士人交结与文本书写:东汉游学士人文化活动考察

东汉游学士人的文化活动集中表现为士人交结和文本书写两种。游学者日众,推动了弟子同业师、故吏与府主这两组关系的加速发展,同时,士人学宦一体的天然联系与志士交结的有意为之又进一步促成了士人群落的生成。士人游学增盛、交结成风,最终又促进了文章的大量书写。这些书写既包括以修史、定经为主体的官方活动,也有纯私人性质的个体写作,如士人游学生活的日常记录与情感抒发,与家人、朋友间的书信往来等。在共同的书写中,东汉士人们相互启发、彼此竞争,共同促进了东汉文章的发展,召唤着汉魏之际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东汉末年的士人政治——关于党锢之祸的历史解读

东汉后期,政治开始趋于腐败,社会渐显动荡,经济亦逐渐走向不平衡,土地大量集中于豪族、权臣手中,士人阶层在专制的压迫和权势的诱惑下开始走向分化。发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士人参政的集中体现。     

固迷世纷 永矣长岑——班固、崔骃人生道路之比较

班固和崔骃作为东汉明章时期的文学名人,具有诸多相似之处,通过对读《答宾戏》和《达旨》,可以发现班固功名意识强烈,崔骃则相对淡薄。这种差异源于二人家世背景、人生经历和个性的不同,并导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班固和崔骃经历了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外戚与宦官之争,他们的人生选择对东汉中后期士人具有初始意义,是东汉中后期士人命运的缩影。     

试论西汉末年农民战争中的士人

西汉后期，士人群体迅速分化，向拥戴王莽改制，试图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逃隐山林，静观时变、口外经营、奋起救世三个方向发展。他们中大部分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思想意识、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专制统治者设置的规范中，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因此，西汉末士人很少直接参与农民自发的起义，但社会青任心和参政热情促使他们关心社会。士人在刘秀政权建立过程中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出谋定荒，规划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奔走呼号，制造舆论；南征北战，攻城掠地。     

盛衰交替之际的儒士词——洪亮吉词初探

乾嘉年间社会盛中伏衰,危机四起,是清代社会盛衰转折期。洪亮吉的词记录了其壮年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中刻苦力学,却屡困科场的经历;中年为官空怀济世报国思想,却在官场中处境尴尬的苦闷心情;晚年因直言上书被贬塞外,决心远离政治的无奈选择。洪亮吉的词感情浓郁真挚,反映了乾嘉士人艰难的谋生途径和险恶的政治生存环境,以及士人政治话语权丧失,从热心功名到疏离政治、潜心学术研究的转变。其词饱含了传统儒士自强不息、忧国忧民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论高校学者的治学道德

本文主要从建立治学道德规范和形成个人修养两个方面 ,探讨了高校学者的治学道德 ,并论述了学术自由在高校学者形成治学道德中的重要性。     

绿色政治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变革

20世纪60年代西方绿色政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引起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面对日趋加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受到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以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为研究基础的反增长、零增长以及稳增长理论应运而生,逐渐步入西方社会政治经济舞台并引起广泛的争论。     

在政治与道德之间——论“中”的语义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中"是儒学核心范畴之一,集中体现着儒家士人政治诉求和道德理想,也表征着儒学中的哲学之维。作为对君权的要求与约束,它具有政治性;作为儒家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它是一种道德境界;作为能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大本"与"达道",它又具有哲学本体意味。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中"的语义并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在先秦子学时代,"中"既有政治含义,也有伦理道德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在两汉的经学语境中侧重于政治规范意义,到了宋明时期则更多地成为一种道德哲学的概念,而在晚明的何心隐那里又重新成为一种直接指向君主的政治话语。"中"概念的意义演变与儒家士人与君权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     

社会、审美与传统的文化整合——论宋代服饰文化儒雅化的缘由

宋代服饰文化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儒雅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对文质彬彬的文人风度的推崇,对平淡简朴却又自然闲适的审美格调的追求,对含蓄温雅的传统礼仪风范的注重。形成这种服饰文化特点虽然与宋代创立的理学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理学从萌蘖到形成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宋代社会在政治领域、宗教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策略,即右文抑武的政治策略,三教兼容的宗教策略,复兴儒学、重整礼纲的文化策略。右文抑武的政治策略使得全社会都推崇儒雅的文人风度;三教兼容的宗教策略使得宋代文人士大夫能超然对待人生的得失荣辱,在服饰上追求平淡闲适而又意蕴深刻的情趣韵味;复兴儒学、重建礼纲的文化策略又促使宋代人们以"礼"为准绳,要求服饰符合传统礼仪规范。     

士人与五代中枢政治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五代社会生活,给人的聪上体印象是“乱”,但其实质却在“变”,中枢政治制度的变革乃是这场社会剧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在于：宰相职权的削弱,枢密,翰林（或端明）学士地位的提高,由于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五代士人积极参与了这场社会变革,并通过科举,人幕等方式跻身五代中枢机构,成为中枢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士人在五代中枢政治中的活动促进了五代区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并为北宋大一统局面的最终实现做有益的贡献。     

理想化的人格精神标本———读王启鹏《苏东坡寓惠探幽》

王启鹏《苏东坡寓惠探幽》的重要价值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揭示了苏东坡“超然”思想, 是政治上的超然独立, 生活上的超尘脱俗, 艺术上的超卓不凡; 其二是阐释了苏东坡与惠州文化进相汲引的关系, 以及所产生的独特的文化现象。苏东坡谪惠两年零七个月, 是他不同凡响的人生旅程中所走过的又一奇迹般的精神驿站, 是用他的人格、韧性和风节所营造的又一明辉的生命天空。     

君子无路：陶渊明的入世与出世

由于陶渊明研究中一直存在理想寄托多于学术理性的现象,因此还原陶渊明是当代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取向。陶渊明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既是为实践其社会理想寻求路径的过程,也是对理想与体制冲突自觉的过程。从为社会理想积极投身体制中,到不愿同流危害社会而脱离体制,再到走到体制的对立面,表明专制体制下君子无路,而陶渊明也完成了社会变革者、隐逸诗人和思想家三重身份的转变。     

从澳大利亚总督辞职谈多元文化观念差异

文化差异具有多方面的表现。目前中外学者的研究一直局限在语言文化、行为文化和习俗文化等方面。显然，这是不够的，因为导致上述差异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宗教、伦理、舆论等多层面。文章从澳大利亚民众对其总督辞职做出的不同反应入手分析了一国之内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政治文化、舆论文化的差异，指出在一国之内，广义的民族背景下，价值观及其评价标准仍具有相对性。     

试论拉瓦锡与近代化学革命

拉瓦锡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超前的科学思想,使其提出了燃烧氧化学说.这是化学理论的本质深化和定量化学的开始,是一场化学革命.拉瓦锡政治上的悲剧给后人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