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学术界已形成共识。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在获取方式、途径、证明的内容、表现形式及证据自身稳定性等方面不同,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宜根据非法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以及以非法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为线索获得的派生证据的不同特性确立不同的排除规则。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规则是关系刑事公正的一项重要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受到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视。我们应当以法定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用不正当方法收集证据材料来界定非法证据的范围。充分发挥确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具有的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维护司法尊严和实现程序正义、实现证据收集的合法化等价值。来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浅议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对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反映了民事诉讼对程序权利和宪法性权利以及程序正义的关注正日益上升，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所确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文章在分析其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提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重要内容，对这一问题的规定涉及到国家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对立与冲突。而我国立法上对于非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至今尚无明确、切实的规定。因此，作将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简介，试图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提出自己的设想。     

论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是目前法律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如何界定非法证据?如何排除非法证据?对非法证据制造者和使用者如何追责?这是当代法律学界和业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经对此作出巨大努力,无论从实体法还是从程序法乃至从制度设计上都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但是,从司法实践效果上看,仍然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经有悠久的历史,适用该规则对于惩治犯罪、尊重保障人权具有重要诉讼价值。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对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本文主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英美国家相关规定,我国最新规定进行阐述。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刑事诉讼活动是围绕着证据来进行和开展的,非法证据却是刑事诉讼中的“毒瘤”,严重损害着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刑事非法证据作为刑事司法领域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通常反映着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诉讼理念和诉讼价值.国内外立志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在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悉心研究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国准备构建和确立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了极有力的理论依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论

在我国近几年的证据立法讨论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至今没有得到具体落实。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人们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认识有误，以及随之带来的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后果的恐惧。要在中国确立和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应当排除影响这一制度确立的非理性因素。既然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求的排除非法获得的证据就是一个文明的法治社会为支持程序正义理想所要付出的代价。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已经是势所必然，是我国刑事诉讼走向法治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非法证据是否予以否定或者什么样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的规则,是证据认定规则的组成部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实际操作中的两难选择及学界对此热烈的讨论却促使了有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但这种尝试由于种种制度上及观念上的原因,所起的作用受到了很大限制.与世界政治领城的民主化进程相适应,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对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多国家都已确立,但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学界与理论界存在较多争议。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与探讨,对于建立我国的刑事诉讼规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谈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是近年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借鉴国外现行刑事法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结合我国国情,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与完善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

对于长期以来以实事求是作为刑事诉讼重要原则的我国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舶来品"。如何将这一"舶来品"更好地"本土化",是全体刑事法律人的重要使命。这一"本土化"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其指导性目标应该是逐步寻求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这两大价值的合理平衡,既要反对不顾我国实际的全面"法律移植",也要反对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的排除问题

目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适用于私人违法取证尚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无法可依。通过结合域外的经验以及我国司法实践中辩方在取证举证上仍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状况,对于私人以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以不排除为原则可能更为合理。在这一原则下应兼顾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这样的做法不但可以与新《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协调一致,还顾及了我国目前私人取证的极大需求和弱势地位,同时也不致一味采纳所有违法取得的证据而造成更大的侵权。此外,一些相关的制度措施也必须完善,以期在明确易行地解决私人违法取证问题的同时,也能够预防未来的私人违法取证现象。     

中国区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诉讼中作为定罪的证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具体对策往往存在着许多差异。我们可以吸收联合国有关刑事司法准则的内容，借鉴有关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经验，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     

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民事诉讼中证据已经由对证据能力几无限制转变为在何种情况下以及何种范围内会发生证据能力欠缺的问题。在民事诉讼的规范目的内,通过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的衡量,兼顾违法取证行为的影响,可以得出关于非法证据的一般规则。在三种情形下,即证据的取得违反宪法基本权利、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所得证据原则上应予以排除。在这三种情形之外,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应由法官在个案中综合考量,通过利益权衡决定。     

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随着法治观念的渗透,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立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际状况,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保障人权的价值出发,分析了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     

论检察机关如何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对刑事案件发回重审的影响

多次、反复、随意发回重审问题一直是中国司法审判中存在的问题,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增加了需要发回重审的刑事案件的数量,包括：二审法院对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不予理睬应当发回重审;二审法院对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不置可否,而实际上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一审法院没有支持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而二审法院认为应当排除的,取证行为严重侵害被追诉人宪法权利的情况下,应发回重审;一审法院支持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而二审法院认为不应当排除的,一审法院没有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情况下,案件应发回重审。对此,检察机关应当建立检察机关内部、外部的联动沟通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程序合法性的监督以及法院可能滥用发回重审裁量权的监督。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侦查人员作证问题研究——以出庭作证为视角

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侦查人员作证方式有两种:一为书面作证;二为出庭作证。理论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更具有当然性。相关立法规定表明立法者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诉讼价值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然而对北大法宝中公开的10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只有接近三成的排除非法证据案件有侦查人员作证;书面证言适用率高于出庭作证;在现有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对采信证据影响不大。进一步分析发现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受限的原因是控、辩、审三方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都持消极态度,这是由他们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