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之宗的盛世悲——董仲舒《士不遇赋》评析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之一.<士不遇赋>深切抒发了董仲舒个人怀才不遇的悲凉心绪,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下普遍的不遇境况.从这篇赋中,可以体会到董仲舒"儒者之宗"的人格与志趣.     

从《士不遇赋》看董仲舒的理想人格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之一。《士不遇赋》深切抒发了董仲舒个人怀才不遇的悲凉心绪,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下普遍的不遇境况。从这篇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董仲舒"君子固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与志趣。这篇赋反映了时代变化,思想内容丰富,创造了新的体裁,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了高度成就。     

汉代“士不遇”赋研究

“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赋的代表。这类赋反映时代变化,描写自然景物,思想内容丰富,它还探索表现方法,创造新的体裁,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高度成就。不过,汉代士不遇赋有很多的教训,值得深思。     

汉代悲士不遇赋中儒道思想的消长离合

悲士不遇赋是汉赋中与儒道思想关系比较密切的作品。汉代悲士不遇赋 皆以道家思想为重要的人生寄托，以道家思想自慰、销忧。同时汉代的悲士不遇赋也对儒家思想进行不同程度的兼收并蓄。儒道两家对不同问题的思考融合在一篇赋中有助于丰富作品的意蕴，也使赋家创造了与以往文学作品有所区别的审美境界。     

从抒情寄意到述行序志——浅析汉代抒情言志赋的意义转换

在汉赋发展史上,和苑猎京都大赋保持同样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抒情言志赋.如果说“体国经野”的苑猎京都大赋表现的是汉代赋家的才情,那么汉代抒情言志赋记录的是赋家在制度和规范下的心态、情态与形态,其主题是“士不遇”.而汉代抒情言志赋对“士不遇”主题的吟咏又因时代及赋家思想、经历、性情的不同,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的特点.这种意义的转换亦可成为考察汉代士风变化的一条途径.     

两汉"士不遇"赋情感的表现及特征

两汉“士不遇”集中地反映了两汉士人在大一统的一人专制制度下政治理想的受挫、自我期待的落空以及对自身角色转换的失落与体认。本文通过对两汉“士不遇”赋的考察。认为其情感的表现主要有四种方式：1，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2，直抒胸臆，感士不遇。3设为问答，自我宽解。4，寄情景物，含蓄蕴藉。并论述了各类赋作的思想特色及作者心态。     

矛盾中显现的“士不遇”

董仲舒与陶渊明皆有＂士不遇＂题材的赋作传世,然而二者的境况却有极大的差别。本文通过分析当时对＂士＂与＂不遇＂的界定来探索董仲舒、陶渊明二人自身＂遇＂与＂不遇＂的矛盾关系。     

论朱熹诗“士不遇”情结中的文化审美意蕴

朱熹诗从多维艺术视角抒写了朱熹"士不遇"的情结,蕴含丰富的审美意蕴:壮志难酬、英雄失路的幽愤与失意是士之不遇的基本心态;孤傲高洁、横而不流的个体意识是士之不遇的人格写照;游于自然的情怀与"世间无处不阳春"的达观是士之不遇的精神超越;创办书院、著述讲学的人生实践是士之不遇直面人生的现实定位。朱熹"士不遇"情结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元化的社会政治体制及朱熹人生旨趣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诗中"士不遇"情结的多维艺术描述呈现出朱熹心灵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元化,展示了诗人心理世界所固有的丰富形态和生动特性。     

论古典诗歌中"浮云"意象的多重蕴涵

“浮云”作为诗歌意象萌芽于《楚辞》，定型于汉末，在魏晋南北朝、唐宋及元明清等几千年中国古典诗歌史中都有鲜明的表现。在不同的诗歌情景中这一典型意象也体现出了不同的深层意蕴。当它与“白日”相连时常隐喻“闺怨”主题或因“奸邪蒙蔽明君”而致使“士不遇”的主题；当它与“西北”或“高楼”相连时常隐喻“佳人难遇知音”的主题或“贤士因自身才华、品性的过于超俗出众而不被君主赏识、重用”的“士不遇”主题；当它与游子相前后时，常体现出浓烈的思乡怀友主题；当它与表示功名利禄的事物相连时，常隐喻抒情主体鄙视功名利禄、超俗傲岸的精神气度。     

论唐代侠义小说的恩报观念

唐朝崇侠慕侠的心理倾向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出现了大量描写侠义行为的作品,其中在有些侠义小说中宣扬封建的恩报观念,一方面是由于唐代侠义小说是在继承传统丈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与唐朝的科举取士有关。这种恩报观念是封建丈人迎合统治者的一种表现,带有极强的封建奴仆意识。     

论汉代辞赋中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因

在被称为“一代之文学”的汉代辞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悲士不遇”这一主题，其原因何在?本文从三方面论述汉代辞赋中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因。首先，士人的不遇是悲士不遇辞赋产生的现实基础。其次，对“遇”的强烈渴望和由此产生的强烈的不遇之感是悲士不遇之辞赋产生的主观原因。第三，辞赋是汉代士人表达其不遇情怀的最佳载体。     

论陶渊明的《闲情赋》

陶渊明生活于晋宋交替之动乱时代,少壮便怀报国之志。只因当时“天寒夜长,风气萧索”,他的奋斗终归绝望。《闲情赋》不失一寄托情怀之佳作。它以追求美人爱情失败为喻,即表现了陶公这种政治理想的幻灭。     

论韩愈士不遇诗虚词造语与比兴意象之新变

韩愈七应科举,二贬南荒,是中唐“士不遇”文人的典型代表,韩诗中约有三成主题涉及“士不遇”。韩愈士不遇诗贯彻其“自树立,不因循”的诗学之旨：在语言表达上,锻炼字词,多用文言反问、疑问词语,借助“其”“且”“与”“所”等虚词新创“虚词造语”;在艺术手法上,追求奇异,比兴意象“奇诡化”的新变背离了诗歌雅正传统,形成“奇崛险怪”的审美风格。韩愈将幕府生活、党争革新、贬地风物等新题材引入诗歌,士不遇诗在呈现新面貌的同时,更寄托着不遇文人崇高的精神信仰。韩愈在“自树立,不因循”诗学之旨引导下大变唐诗风貌,推动诗歌从唐音至宋调的转型。     

黄景仁暮夜诗探析

黄景仁虽生逢"乾隆盛世",但其短暂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失意。他是清代统治者文化高压政策下不遇文人的典型代表。黄景仁以"暮夜"为题材的诗歌集中展现了其内心深重的幽怨苦闷,记录着他的心路历程。暮夜诗是黄景仁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门类,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儒者之宗的盛世悲——董仲舒《士不遏赋》评析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之一。《士不遇赋》深切抒发了董仲舒个人怀才不遇的悲凉心绪，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下普遍的不遇境况。从这篇赋中，可以体会到董仲舒“儒者之宗”的人格与志趣。     

论黄仲则的人格弱点与其诗歌之风格

本主要从黄仲则性格的狂这一人格特征人手，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探讨“狂”的成因，以及狂对他诗歌的影响，并以黄仲则为个案，延伸分析古代人诗中普遍存在的“悲士不遇”主题，揭示人人格的弱点，以及“悲士不遇”的局限性。     

周秦之变与秦汉文学--秦汉文学研究专题之一

本文分别论述周秦之变对秦代文学和汉代文学的影响，并由此指出它在周汉文学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论元稹《恨妆成》的语汇指向与时代意义

诗是唐代艺术文化的结晶,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关于唐代诗歌的探讨研究,遍及武功文物、生活艺术、思想人物、纪事美学等诸多面向,从承继、整理、贯通到开创,更是异彩缤纷。本文以元稹《恨妆成》这首唐代妇女妆容诗为例,从结合妆容美学的呈现与诗歌语汇运用的角度出发,一方面观察其所勾勒出的唐代妇女的容饰图影,一方面分析其语汇指向,进而掌握其时代意义。     

论陶潜的闲情文化

陶潜闲情文化的实质是“诗意的栖居”,可以从他生活的诗意化和诗意的生活化两个角度来对其进行剖析。     

《闲情赋》的主题和陶渊明诗文的理想化倾向

通过对历来研究成果的梳理和陶渊明作此赋的背景来看,历来饱受争议的《闲情赋》一赋,是陶渊明为追悼亡妻所作。这与陶渊明诗文总体上呈现的理想化倾向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