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言意之辨的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

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基本上结束了关于言意关系的争论.本论文深刻探讨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在语言与思维方面对当时以及后代的影响,对当时女性逻辑思辨的影响;魏晋的“言”“意”具有现代符号学的意义.     

“言意之辨”与中国传统哲学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本体，也是通过主体的心性修养所达到的一种状态或境界。“道”不是实体，不可言说，不可分析，只能诉诸于主体的心性直觉。通过对“道”的直觉思维来把握和表达人的超越性理想和形上追求，是中国传统哲学通往形上境界的特有门径和思维特质，而这种思维特质的形成，正与肇端于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有着深刻的关联。可以说“言意之辨”既是这种超越而内在的直觉思维形成的深层原因，也是其成为传统和特质的内在根据。     

《吕氏春秋》言意关系探微

“言”和“意”是中国古代逻辑史上一对比较重要的范畴,《吕氏春秋》在阐述言意关系问题时,既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言意之辨视角下的国学典籍翻译

(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P281-P282)典籍翻译需要译者具备"与时俱退"和互文的观念,运用关联思维,探求原作的"言外之意",然后发挥译入语的优势迂回曲折地诠释或直截了当地明示原作语言层面之下蕴含的思想内容。文章论证了"循言得意——得意忘言——循意得言——得言忘意"的翻译过程,并根据中国古代"字本位"的语文传统,对如何贯彻这一过程提出了基于多译本平行语料库的关键字译法。     

浅谈“言意之辨”的诗学化走向

言意之辨,从先秦开始就成为我国古代哲学层面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圣人们各抒己见,"言能尽意论"、"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立象以尽意"等等言论层出不穷。人们注重的是言能否达意,而忽视"言"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局限性。随着文学的发展,"言意之辨"逐渐诗学化。文学家开始从"言"与"意"的矛盾统一关系中探究艺术想象的诗意空间,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文艺理论创作。     

言意之辨:中西审美形态差异溯源

中西方在审美形态呈现完全不同的发展理论。这种发展理论在中西哲学与美学开启之时就定下基调。古希腊人与古代中国哲人在言意关系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东西方文化对我们所处的世界有着迥然不同的归纳和言说方式,并传达出不同精神追求。这种差异最终带来对美的形态的不同总结,并呈现不同的审美特征。     

解构主义与《庄子》“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尤其是《庄子》中的一个经典论题,西方源远流长的"逻各斯"思想也与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解构、打破"语言中心主义"成了西方后现代文化的话语特征,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对语言的颠覆姿态,恰恰与中国道家的语言观念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     

言意之辨——从哲学到文学的多层面考察

中国诗论中的“言意之辩”历来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文章认为,言意之辨源于哲学上言能否明道的问题,老庄与孔孟对此问题的看法所以相悖,乃是由于其道论属于不同的层面。基于同样的原因,魏晋玄学内部对此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认识。魏晋时期,在文学理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言尽意论。文学史上第一流的大作家都认为言可尽意,故他们创作的主体风格是沉著痛快。唯“神韵派”持言不尽意之说,故推崇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追求言外之意、文外之旨。但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并不很大     

刍议王弼的言意之辨及其贵无论的建立

汉魂之际由于社会人事的需要,形名学得以发展。王弼依托这一理论为基础,对言意之辨进行了新的探讨,并依此援道入儒,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从而建立起以无为本的贵无理论,为当时已被士人所广泛认可的圣人人格的指向、君主材质的规定以及政治生活中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在本体论的高度上提供了一种理论的支撑,亦并开启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新篇章。     

言意之辨:关于文学语言的困惑与超越

老庄学派的“言不尽意”说,原本是哲学命题。它所关注的是人能否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人的思维内容能否用语言来作最准确得当的描述。延伸到文学领域,则是作者、鉴赏者的语言究竟能否准确地达意。尽管人们越来越娴熟地运用创造着语言,同时却也为语言深深迷困。那就是：言不尽意。老庄的这一学说深深影响了中国历代文学批评及创作,同时也隐含着文学作为一门依托于语言文字的艺术门类的特殊的困惑。     

唐代中后期的“以理言道”“言意之辨”与诗文观念

“理”本是先秦两汉思想世界中的基本语词,唐代中后期儒者对于“理”的再次聚焦,在延续先秦两汉以政治生活为核心问题域之旧传统的同时,亦强化了“理”统合、会通的思想功能。“以理言道”的认知新风与“道”之虚化及“理”成为思想方式的核心范畴,乃是此时期颇易体察的文本现象。“言意之辨”在此风习形成的过程中,既是作为助缘的方法,也因之被再度问题化。唐代中后期的知识世界呈现出以“理”论文的明确倾向,作为人生态度及理念的“理”与一般的“理”成为文本书写与诗文观念的重要内容,而“陈言之务去”及“与造化争衡”的共识化则是“理”范畴化对于唐代中后期文学影响的另一明证。     

“言意之辩”与魏晋文学理论的新成就

魏晋玄学“言意之辩”对当时文学理论的影响 ,既不是形成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象”理论 ,也不是导致了“诗缘情”的“尚情”论的出现 ;而是促使当时的文学理论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本体论或本质论。认为文学乃“象”或“道之文”,是“言尽意”与“言不尽意”的统一 ,这才是魏晋文学走向自觉的真正标志与新的成就     

认知科学视角下的魏晋“言意之辩”

“言意之辩”起于先秦盛于魏晋,从逻辑上看主要是针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展开的,即语言或文字能否完全把人的思想或认识表现出来.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确定了语言的说事和行事功能,提升了语言的地位,至认知科学发生经验转向,确立了语言对思维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从认知科学的建立发展,大致经历了从“言不尽意”到“言尽意”的过程.     

王弼《论语释疑》中的“言意之辨”及其意义

王弼的主要哲学著作是《庄子注》和《周易注》,在这两本著作中,王弼发展和完善了＂言意之辨＂的方法,并建立了玄学的思想体系。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王弼也致力于《论语》这部儒家经典的解读。《论语释疑》现仅有47条佚文,但仍可以把握王弼关于＂言意之辨＂的独特思考,也可以审查其旨于调和儒道的一片苦心。     

孔子的“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之义

孔子的“言意之辩”包括言既可尽意又不可尽意,以及通过“隐喻”的方式把握道两个方面。孔子认为在名言领域是言可尽意的,而超名言领域则是言不可尽意的,这种观点是辩证的合理的;而孔子对于“语言能否把握道”的回答则是主张以“隐喻”的方式把握道,这种处理方法则是一种化认识论为实践哲学的解决方法,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认知理性不甚发达的原因之一。     

孔子的“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之义

孔子的“言意之辩”包括言既可尽意又不可尽意,以及通过“隐喻”的方式把握道两个方面。孔子认为在名言领域是言可尽意的,而超名言领域则是言不可尽意的,这种观点是辩证的合理的;而孔子对于“语言能否把握道”的回答则是主张以“隐喻”的方式把握道,这种处理方法则是一种化认识论为实践哲学的解决方法,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认知理性不甚发达的原因之一。     

略论荀粲与言、意之辨的关系

荀粲在魏晋玄学发展的早期,运用庄学思想反省和批判汉儒的章句之学和象数学,摈落言、象而独标“性与天道”、“象外之意”,由此而对言、意问题最先进行新的探讨,并将自己的思想贯彻到与才性有关的问题的理解中。荀粲思想的缺陷在于割裂语言与本体的关系,后来的王弼从理论上克服了他的局限,建立了魏晋玄学的解释学方法论     

语言:筌蹄与家园——庄子言意之辨的现代观照

所谓言意之辨，包括对语言、思维与存在之间关系的探讨，这在先秦有广泛的理论基础。庄子对言意关系有多方面的论述，又归于“言不尽意”，其实质是“言不尽道”，根源于道家尚虚无的哲学本体现。其主要涵义是：语言不能充分表达主体的思维和体验。而面对“言不尽意”的困境，中西方文化都提出了不同的解救方法     

浅论"言意之辨"对东晋玄言诗形成之影响

玄言诗在东晋成为诗坛主流,固然与魏晋士人好“谈玄论道”等原因有关,但本文认为,作为魏晋玄学的一个基本论题——言意之辨,同样对此风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