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逸对屈原“发愤抒情”思想的阐扬与发挥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受经学思想的浸染,王逸的《楚辞章句》也遵循经学的思维模式,采取依经而论的话语方式,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品格。然而汉代文学走向自觉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王逸在对屈骚的注释与品评中,不仅承继刘安、司马迁,阐扬屈原“发愤抒情”思想,而且更是刻意褒扬屈原的个体性情,为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在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屈原辞赋比兴的多源性

屈原辞赋多用比兴象征,与传统观点不同。屈辞比兴象征具有多源性。屈辞是抒情诗篇,运用比兴借外物间接抒情是抒情诗体的最佳选择。春秋战国时期微婉的言辞应对、雍容闲雅的赋诗言志、逞智尚巧的用隐风气,乃屈原辞赋好用比兴的社会环境。屈原特殊的出身、曲折的人生经历、孤傲狂放的个性品质,是影响其特殊比兴意象选取的个性因素。     

在王逸《楚辞章句》注文中挖掘屈原形象的原型

本研究属于文化史研究,研究对象是文人心目中的屈原形象,就是后代人寄托于屈原的伦理、情感、审美观念的总体。因此本文主要考察注文,将注文当做注者的著作、注者思想的载体来读解。楚辞研究中往往批判注者的“牵强附会”,然而这些正是本文所珍视的研究对象。为考察漫长文化史上的变迁中的传承,而且是意识或形象这种难以测量的抽象对象,本研究尝试采取以汉文化的最重要载体“汉字”为切入点,用电子文献检索有关字群这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