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和张季鸾、王芸生

1938年12月抗战时期于沪迁渝的《大公报》是今天《重庆日报》的前身。1952年初改私营为公私合营,当年8月5日更改组成为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至此,《大公报》在渝走完了13年的曲折历程。     

大公报的经营之道——大公报杂忆之三

旧大公报是新中国建立之前在国内外影响最大的一家民间报纸。它拥有沪、津、渝、港四个版,合起来日销20万份。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不足为奇,在当年的报业中却是首屈一指的。大公报的特色是它的言论、通讯和副刊,这是就报纸版面而言,它的事业所以蓬勃发展,则由于它善于经营管理。 1926年,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三人接办天津大公报时,这是一家歇业已久,藉藉无名的报馆。他们接手以后,由于版面不断创新,一年后,就由日销二三千份上升到万份,并远销港穗各地。抗战前开创上海版;抗战后又创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     

大公报独家发表日伪“密约”经过——大公报杂忆之五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突然逃离重庆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加紧其卖国求荣的无耻勾当。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独家发表汪精卫汉奸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并附登陶希圣写的《致大公报记者函》,举世瞩目。当天在新闻版上的大字标题是:“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注:自汪精卫投敌后,大公报直呼其名),副题是:“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要闻版登的是汉译全文,另在第九、     

大公报独家发表日伪“密约”经过——大公报杂忆之五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突然逃离重庆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加紧其卖国求荣的无耻勾当。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独家发表汪精卫汉奸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并附登陶希圣写的《致大公报记者函》,举世瞩目。当天在新闻版上的大字标题是:“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注:自汪精卫投敌后,大公报直呼其名),副题是:“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要闻版登的是汉译全文,另在第九、十两版刊登日文原件的照片铜版。1月23日,发表陶希圣撰写:《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专文,揭露了日汪勾结内幕。这一震惊世人的事件的来龙去脉据说是这样的:     

王芸生绝处逢生

国民党崩溃前夕,王芸生终日坐卧不宁。李纯青多次到王家做工作。有一次,王喟然长叹:“没有出路了!”李纯青劝慰道:“天无绝人之路,想想办法嘛。”又一次,王对李说:“国民党完了!”李说:“为什么不找共产党呢?”王惊奇地瞅了李一眼。再有一次,王自悲自叹地说:“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李     

王芸生的新闻思想

1929年受张季鸾之邀进入《大公报》后,王芸生的命运便与《大公报》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王芸生从28岁到65岁在《大公报》连续工作37年之久,奉献了他全部的心血与智慧,他被毛泽东     

王芸生在解放前夕

王芸生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年(1926—1966年),他的名字是和近半个世纪中国新闻史分不开的。王芸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他“长期办新闻,与各方面打交道,习惯于独立观察和判断,不苟同别人的意见。但他和所有的爱国     

爸爸王芸生的少年苦学历程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的爸爸王芸生生前很喜欢这两句诗,曾一再问我:“你知道这两句诗的诗魂是哪两个字吗?”我说:“当然是勤和苦两个字喽!”他点点头,“知道这两个字,到懂得这两个字,以至做到这两个字,不容易呀!路很长!很长呀!……”接着,他目光深邃地望着远方。每每在此时,我从爸爸的目光中,似乎就看到了他一生苦学苦斗的坎坷路程。我和爸爸一直生活在一起。三十八年来,从他的身上得到了许多知识和启发。我是学文搞艺术的,在创作剧本过程中每当遇到一些历史人物的轶事、历代的典故、甚至怪字和难题,我张口就问,爸爸是每问必答,原原本本侃侃而谈。从历史     

赵浩生记忆里的大公报

以前看电影《猛龙过江》,李小龙饰演的角色刚到意大利时,言语不通.进餐馆点菜,先是连声鸡蛋、鸡蛋,后来又连声egg、egg,服务员还是不明白,最后不得不在菜单上胡乱比划了几样.结果端来一看,都是汤类,连吸带喝地吃完,周围人都很奇怪地看着他.这个情节令我印象很深.因为十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开会时,面对全是粤语的菜单,我也是无所适从,只有奶茶和面包还算认识,于是点了这两样.结果餐后饿坏了;晚上到一位在中山大学读博的老同学那里,总算用她从内地带来的蔬菜和方便面填饱了肚子.     

读写杂忆

《中国档案》已经整整陪伴了我30年,不仅因为职业的关系,还因为纯粹的个人感受。30年了,职业离我而去的时日越来越近,内心的感受却愈加真切而深长,也许再过不久,我要重新翻检一下这30年的读写经历,捋一捋过往岁月留给自己的那份记忆。     

王芸生在庐山给蒋介石讲课

1972年9月26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突然问在场的周恩来总理:王芸生现在在哪里,应该让他也参加接待日本客人活动。毛泽东此时提起王芸生,是因为毛泽东在准备接待日本首相时,重点阅读了王芸生写的八大卷《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而在1934年的庐山,国民党的首脑蒋介石也专门请王芸生给他讲解了这套书的重要内容。     

流年杂忆

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记忆.记住什么忘掉什么,往往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也许这就是人们记忆的秘密吧.想来,我也不会例外.     

研究会杂忆

接到道宁主任的约稿电话,我着实惶恐了一阵子。我们的老社长贾汉同志是研究会上一届会长,平顶山日报社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全国各家地市报成功经验的启迪密切相关,打开记忆闸门,桩桩件件涌上心来,从哪里说起呢？翻阅第七期《中国地市报人》杂志,看到蔡八一先生的回忆文章,蔡文称研究会是地市报人的娘家,比喻贴切,备受启发,顿觉眼前一亮：岂止是娘家？她还是地市报声音的放大器、发展的智囊团、权益的保护神。     

新华书店杂忆

我在新华书店工作过十三年.前五年(1946-1950)是在山东新华书店和华东新华书店,后八年(1951-1958)在新华书店总店.在山东工作的情况,已写过一篇<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新华书店>,作为<战争年代的山东新华书店>一书的一部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篇<杂忆>从1951年离开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调到总店工作时写起.     

美国的书价——旅美杂忆

美国的物价,按1美元折合人民币8.3元计算,我的印象是,汽车比我们便宜很多,电视机录象机比我们便宜一点,房租贵得多,食品略贵,服装比较贵,书也比较贵。由于他们工资高,从承受能力讲,有中等收入的人(年工资在3万美元以上,纳所得税后,实际能消费的金额大概只有2万元左右),除房租、医药费、大学学费外,一般都不觉得物价贵,对食品感到很便宜。     

出版界的协会——旅美杂忆

美国出版界最著名的协会是美国出版商协会(AAP)和美国书商协会(ABA),“书商”是指“图书销售商”,故书商协会相当于我们的发行业协会。     

笔会的杂忆

一个甲子．萦回一生。我酷似一个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农夫，随着岁月渐行渐远地逝去，而越发眷恋这沃土中具有生命力的文学园，它所给我的回忆也越发强烈了。 1962年冬．我从工作了六年之久的劳动报来到文汇报的笔会，这是一张我所向往和崇拜的报纸和副刊。虽然我还是一个刚刚写了几篇作品的青年作者，看到其中常常出现的名家大作，总要看上几遍，使我的视野、我的思考，无形中升腾和扩展了许多。     

意外的猎物——采访杂忆

联邦德国首都在波恩,我在那里担任新华社的常驻记者多年,其间,也曾多次访问西柏林,汉堡和慕尼黑等著名城市。无疑,每访问其中一个城市,我都带着一个主要任务。但在这个主要任务完成后,只要有可能,我便顺着采访的脚步,从一个方面转到另一方面;从这个领域进入那个领域,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猎取和捕获心目中的东西。这样,往往得到许多意料之外的猎物,写出许多意外之作。     

评王芸生的两次思想转变

1929年,王芸生因为和张季鸾打笔仗而进入新记《大公报》。从此以后,王芸生的命运便同《大公报》不可分割了。自1941年总编张季鸾去世,王芸生便成为《大公报》的总编,一直到1966年《大公报》停刊。在历史变革中,这位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报人其思想历程也经历了许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