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法规"对教育法规本性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柏拉图"诗的法规"之内涵的分析,指出"诗的法规"对研究教育法规本性的启示.柏拉图之所以删诗,是出于教育的考虑.作为教材使用的诗在删改之后才能符合柏拉图教育城邦卫士的要求,而"诗的法规"其目的正在于保障这一要求的实现.于是,教育法规是一种保障,其本性在于确保教育以其价值取向塑造人性.     

《潜溪诗眼》美学思想简论

《潜溪诗眼》的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其"韵"论与"诗眼论"上.范温之"韵"分为"艺术之韵"与"人格之韵","韵"是范温最高的艺术境界与人格境界,是范温最高的审美要求.范温的韵论体现出其对艺术本质的深刻认识."诗眼"可分为"识诗之眼"与"诗中之眼","诗眼论"体现出范温对在艺术创作与鉴赏中艺术修养(审美表现力与审美认识能力)的重视,"韵"是"诗眼"的前提与归宿,"诗眼"是"韵"得以实现的方法和途径.二者相互联系构成了《潜溪诗眼》较为系统而完整的诗歌美学体系.     

孔子与《诗》

史料证明孔子删诗说难以成立,孔子与<诗>的关系是编辑关系而非著作关系.孔子编辑<诗>的标准除了思想内容之外,还有美学标准,并注重知识性.其编辑思想自然脱离不开他一生所极力倡导的"仁",并体现出中华一统的思想.孔子对<诗>的编辑工作主要是"去其重"和"正乐".     

论马一浮的诗歌美学思想

马一浮的诗学有诸多新见,他提出"六艺之教莫先于诗"说,将诗视为真善美一体.他一方面认为"诗以感为体",强调"境不自生";另一方面又认为"心能描境",认为"玄者诗之本".马一浮重视儒家诗教观,认为,"诗教主仁".他将"仁"理解为"大公",并将其理解为宇宙奉体.马一浮以内圣外王解释六艺,认为六艺是可以互为其根的,前至为圣,后至为王."礼乐并摄于诗,则诗是内圣,礼乐足外王".马一浮的诗歌美学代表厂当代对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论高岑体--以其边塞诗创作为中心

高适、岑参是盛唐同时而齐名的诗人.杜甫即曾将二人相提并论.严羽<沧浪诗话>指出有"高常侍体"和"岑嘉州体",后人将其合称为"高岑体"."高岑体"以边塞诗为主要载体,其共同风格是"悲壮",其中高适诗悲中有壮,以悲为主;岑参诗壮中有悲,以壮为主.他们的诗,代表着唐代乃至中国诗歌史上边塞诗的最高水平.     

论《关雎》"以色喻礼"与儒家《诗》教思想发展

<诗>是礼乐文化的载体,隐含着潜在的教化功能.儒家以孔子肇始,至汉代<毛诗序>形成了系统的<诗>教理论体系.<孔子诗论>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诗>论专著,"以色喻礼"是其提出的重要<诗>教观点,它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诗>教理论,并且与子思学派的"性"、"情"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成为连接孔子"礼乐"教化与汉代<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通过系统梳理汉以前儒家对<关雎>题旨的解读,可以反推儒家<诗>教思想的发展和演进.     

唐代“乐府体”诗的体性界定

前人多把唐代的"乐府体"诗错误地视作徒诗.事实上,唐代"乐府体"诗在体性界定上应是拟歌辞.其特点有三:一是在"拟"前代歌辞的基础上写成的;二是体现出典雅化和整饬化的特点;三是表现出入乐期待性."拟歌辞"概念的提出,在唐诗分类中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儒家"诗教"思想之大众化传播

先秦孔子以"诗"为教,言修身当先学诗,强调诗的政治教化作用,即为"诗教". 后世推尊儒学,奉《诗》为经,"诗教"思想遂传承久远. 探其广传之根源,其一,"赋诗言志"[1]对春秋时期"诗教"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极好的推介作用;其二,"独尊儒术"是"诗教"思想极盛于汉的重要原因;其三,封建科举取士制度是隋唐及此后"诗教"思想在士子阶层广为传承的根本原因;其四,宋元明清时期话,本小说、杂曲百戏等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样式,也使"诗教"思想得以在市井细民之间广泛传承. 及至近代,虽因读经之衰落而致"诗教"思想沉寂良久,但今人若能在继承古之"诗教"传统基础上,假之现代科技之条件,丰富创新"诗教"之传播方式,必将有利于"诗教"思想之复兴,有助于"诗教"兴国之大业.     

北宋梅尧臣的咏梅诗探析

宋代是咏梅诗的高峰期,梅花自宋以后,文人对其认识发生了变化,审美意趣得到深度的开拓发展.梅尧臣作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写作了大量的咏梅诗,对其咏梅诗的分析,能窥视北宋初期咪梅诗的发展情形及趋势.对梅氏的咏梅诗进行分类,并将他的咏梅诗置于其整体诗歌的创作中和咏梅诗发展的整个历史中,来阐释其咏梅诗的创作特点.     

从《文选》看萧统的诗学思想

<文选>选诗所体现的诗学观是萧统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选诗主情尚采,追求文质相半;诗法上注重新变,又不废通变;文体上突出五言,又兼及众体,且于组诗予以了空前的关注.其诗学思想有别于同时代"主文"的萧纲和"主质"裴子野,力求"中和美",彰显明显的时代的烙印和个性色彩.     

论北宋画学的文学化进程

“诗画本一律”,诗与画本质上趋同性,但两者的融合过程却漫长。作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唯一的有明确教学制度的皇家绘画机构——“画学”,实行了以诗立题创意的创作引导,使绘画从单纯的再现性艺术向表现性转化,较好地体现了文化交融、文化“变格”的北宋独特的时代品性,推动了宋代绘画的文学化进程。     

诗画互补的审美意象——以元代揭傒斯题画诗为例

中国的题画诗,可以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种极其特殊的美学现象.题画诗是绘画章法的一部分,它通过书法表现到绘画中,使诗、书、画三者巧妙结合,构成了中国画的艺术特色,使人在读诗看画、看画赏诗之中享受艺术美.而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揭傒斯则是我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位题画诗作家,他的题画诗意义深远,所表现的“幽人高卧”的山水意境、咏物咏怀的人生理想和诗画融合的审美追求堪称艺术典范.     

张大千题画诗的修辞艺术

题画诗是我国特有的诗歌形式之一,它充分体现了我国诗、书、画三者完美的统一。张大千在其创作的题画诗中,使用用典、对偶、比喻等多种修辞格,让诗歌具有诗意深邃、意境深远,句式整齐、朗朗上口,形象生动、自然贴切的艺术效果。     

我国古代诗画关系理论的历史嬗变

我国古代的诗画关系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最初期,通过诗画关联比较中地位对等观念确立及诗意图开始萌芽;第二阶段,诗画艺术观的标准统一和确立为形似,诗意图继续发展,题画诗(广义)出现并盛行;第三阶段,反形似的诗画一律理论的发轫和共识的取得,二者相互影响和借鉴;第四阶段,诗画一律说触发的书画同源理论出场,诗画异同理论总结并完善,诗书画合壁的文人画使诗画关系走向高潮。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不断积淀的过程,有着较为清晰的嬗变轨迹。     

新媒体语境下诗与画的互文性

诗与画的关系问题,中西方自古以来就有很深入的研究,德国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莱辛认为诗与画是异质的,诗与画的媒介与题材不同,并且二者是无法统一和谐的。但在新时期新媒体语境下,诗与画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互文性增强,诗画趋向一体性又重新回归到主流视野中。     

论古代绘画诗歌作品的艺术特征

古代艺术家们把情感注入客观对象,用自己的绘画语言来构成作品,关注所绘山水之外的境界,蕴涵于画中的诗情便油然而生。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对笔墨有意、韵、活、趣的要求,追求情趣和气韵,神似高于形似。在画中“诗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中国画形神合一,得神于形。诗是用最精炼的语言和比较短小的篇幅来反映生活,表达感情．诗歌如果没有鲜明的形象,那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在探讨绘画、诗歌艺术特征时永远用的是“情”“趣”“神”“韵”“气”“势”“意”“境”“妙”“味”这些生命姿态所照应的元素。     

20世纪中国散文诗文体的流变轨迹及特点

中国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在新诗革命特定时期契合的产物，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具有诗化和散文化的双重特点，特别是在外形上具有散文的形体，在文体功能上与诗的抒情功能有殊途同归之处。20世纪中国散文诗经历了从散文化的诗到诗化的散文的发展轨迹，其文体建设经历了一条曲折之路。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散文诗的非独立文体的存在方式一直影响着新诗的文体建设，加剧了新诗的“自由化”和“散文化”。     

再论元诗分期标准及有关问题:兼答门岿先生

元诗的发展呈现着前衰后兴微妙的变化,而科举的废兴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元代,传统诗歌和以杂剧为主体的戏曲存在着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的势头。“学宋”、“尊唐”是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前后期诗歌创作的不同倾向。门岿论所谓元诗说不上前兴后衰或前衰后兴,发展是处于一种平缓态势的观点是错误的。     

从济慈诗《希腊古瓮颂》看"沉默"的艺术功能

英国诗人济慈诗作《希腊古瓮颂》将绘画艺术与诗歌相互打通,充分体现了“沉默”对诗的语言的原创性作用,因而也就表达了“沉默”中的“美”所必然造就的那个“真”的艺术现实。     

诗画关系管探

诗画关系经历了从"诗画一律"到"诗画异质"的变化,其中,诗是时间的艺术,画是空间的艺术。但是,诗画表现方式的不同并不能说明它们各自功能的强弱,它们是同属于艺术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有艺术所具有的表现能力。不宜对诗和画的表现力作出强弱之分。诗和画的关系应该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