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三杰”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综述

“珞珊三杰”是指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文坛的三位女作家：袁昌英、苏雪林和凌叔华。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近30年来相关研究论文的全面梳理与分析发现：学界对于“珞珈三杰”各自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方面、多角度揭示了三位女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学习与吸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还不够深入,涉及面仍显狭窄,且“珞珈三杰”的整体研究还没有引起关注。     

“常州三杰”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政育人中的作用及运用

文章首先对“常州三杰”红色文化进行了概述,然后分析了“常州三杰”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政育人中的作用,最后提出了“常州三杰”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政育人中的运用途径,包括增加“常州三杰”精神教育内容,构建红色文化课堂;挖掘红色名人资源,拓展第二课堂;建设“常州三杰”文化教育基地,促进红色文化传播。     

刘邦与"三杰"关系析论--一种基于政治博弈论的考察

汉高祖刘邦立国后,对张良、萧何、韩信助其取得天下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三人为“人杰”。实际上,在政治运行中刘邦与三人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政治博弈格局。本文拟就以政治博弈论为研究路径,分别从政治目标、政治资源和政治对策的比较研究,探析刘邦“与三杰”间的关系及政治结局。     

试论"壬辰倭乱"中明朝与朝鲜对日本"封贡"问题的交涉

1592年,日本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出于对朝鲜“字小”之义和保护自身的现实考虑,明神宗决定援朝抗倭。但在抗倭问题的配合上,朝鲜与明朝一直存在分歧,朝鲜反对明朝对日本“封贡”即是分歧之一。国家利益是影响明朝和朝鲜“封贡”问题交涉的根本要素,但文化因素在古代东方国家关系中亦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明末清初赣西北"棚民"问题研究

大约从明朝嘉靖年间始,生活于闽、粤、赣地区被称作“棚民”的客家人开始向赣西北湘鄂赣山地丘陵地带迁徒。其迁徒原因或为生计所迫,或为避倭寇及乱战,或为当地乡绅招徕。“棚民”落根于赣西北,基于与当地土著乡绅经济与文化的冲突,酿成比较严重的土客矛盾,甚至于激起“棚民起义”。“棚民”为赣西北山地经济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隆庆时期"南倭北虏"问题的缓和

隆庆时期,在经济、政治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壮大,以及其他一些有利因素的条件下,明朝通过开放海禁、“俺答封贡”使一直困绕明朝的“南倭北虏”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全真道士王道渊的"道论"与"人论"

明朝初中期是全真道相对比较沉寂的时期。这一时期能够留下著作并有系统思想可考的道教理论学家不多,因而对他（她）们中的代表人物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王道渊即是其中之一。本文根据其著作,主要考察了其“道”的思想和“人”的思想,即其对宇宙本体论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     

浅析《楚辞》的巫觋文化

巫觋文化是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文化之一,在我国古代文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巫术占卜、原始宗教文化、神话等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化,以占卜文化为主要形式,孕育出了一种极具浓郁汉族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当前学者大多都倾力于对《楚辞》总体层面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闻一多、游国恩、郭沫若等。著名学者游国恩认为:在我国先古地域文化中,巫觋文化在楚地文化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①。这篇文章从“楚地重巫觋”入手,对《楚辞》中的神巫文化进行深刻探讨,这对于楚地巫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了解楚地民族风情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明代海禁政策与福建海防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海岸线北起福鼎县,南至诏安县,横亘今24个县市,其长达3324公里,相当我国海岸线总长度的五分之一。明代的海禁政策对福建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朝“嘉靖时的‘御倭’战争”,“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而“这场战争完全是明朝政府挑起的,如果明王朝不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实行海禁,……会发生这场战争吗?”笔者认为,这种观     

从"清洁剂"到"腐蚀剂"--明中后期言官澄清吏治的功能及其蜕变

作为明代官僚集团中司职监察的一个群体，明中后期部分言官在艰难的环境中仍扮演了明朝政体“清洁剂”的角色，在澄清吏治方面有所作为。然而．由于世风日下，明中后期大部分言官都腐败堕落，其蜕变的种种劣迹，使本已败坏的吏治更加浊腐不堪。言官由澄清吏治的“清洁剂”变成败坏吏治的“腐蚀剂”，这种群体的堕落对明中后期社会影响甚巨。     

论《樵史通俗演义》对明代党争的评判

晚明时期,朝廷内部日益激烈的党争,成为晚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主题。党争是明朝衰败直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书于清顺治年间的《樵史通俗演义》,是以记叙晚明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党争是其有意识反映的重要主题。《樵史通俗演义》描述明代党争过程全面而详细,评价党争的态度相对客观而公正。尽管该书在史实叙述中存在着一些偏颇和失实之处。但在反映晚明党争方面堪称是一部全景式的集大成之作。     

任道与任事——关于明清之际士人的一种姿态的分析

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有明一代士风的重要面向。这种风尚有其制度的以及朝廷律令方面的根源。本文着重考察的，是参与抵抗的士大夫于明亡之际的姿态，尤其其中承当事任者的勇毅，他们践履此道、以任事为任道的热情。本文分析了其时承当事任者不同的目标意识，尤其强调某些士大夫当此危机时刻依然持守的非惟功利的目标追求——亦可佐证同一时期经世取向者的不同思想根底与境界。     

明代中后期阁权与监权关系探析

文章通过对明代皇帝对于朝政制度态度的变化和由此引发的内阁制度的改变的阐述,分析了明代中后期以内侍为代表的监权和以文官为代表的阁权之间明争暗斗、此消彼长、反复循环的过程,以及产生这一现象的深刻原因,揭示了其背后蕴含的明代社会发展的政治历史规律.     

《国榷》科举史料的特点及其不足

《国榷》是明末清初杰出历史学家谈迁编撰的一部编年体明史巨著,所收科举史料不仅有系统丰富的内容和确凿可信的来源,而且创制了涵盖会元和三鼎甲信息的甲科表,同时,还插附少数时贤硕儒独到的评语,与其他明史文献所载科举史料相比,有其独特特点。但是,此史料也存在大量脱漏和讹误,有其不足。     

茶陵派石珤诗文简论

石珤是明正德嘉靖年间的一位重臣,也是茶陵诗派的中坚.其诗歌关注百姓忧患,正视朝政得失,吟咏性情也发自由衷,虽形式上拟古色彩较重,但学唐之时也屡有佳作.散文创作不为空言,文笔省净,颇有雅趣,以游记体最为出色.     

清代金坛于敏中氏族的文化贡献

清代镇江府金坛于家,在明代后期,因复杂的政局变动和东林党人讲学运动,走入江南文化望族之列。在清代,于家族人有数十人进士及第,于振、于敏中兄弟分别是雍正、乾隆朝的状元,科举上的隆显进一步奠定了家族文化繁盛的根基。清代的于家人还在编修诸书等国家文化工作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于敏中以状元儒臣入相,并且兼任四库馆的总裁,在《四库全书》的编修上用力颇深。     

翁同龢与晚清宫廷教育

宫廷教育是指对皇室成员进行的教育。翁同在参与或主持晚清宫廷教育近 30年中 ,根据变化的客观情况和社会形势对宫廷教育从教育方法到教育内容进行了改革 ,呕心沥血培养和造就了晚清历史上的变法皇帝———光绪帝 ,这是翁同经世致用、忠君爱国思想的体现 ,也是其对戊戌变法的突出贡献。     

洪武朝江浙地主之厄运

明洪武时期江浙籍地主集团命运多舛 ,其政治地位卑微 ,经济负担苛重 ,且屡遭打击鲜有善终。然而以文见长的江浙地主后嗣们 ,在其先辈招诛受贬之后 ,又凭借科举、荐举和学校入仕的途径 ,仍不息地活跃在明初的政治舞台上     

明代妈祖文献史料的特点及成因探析

总结并分析明代妈祖文献史料具有四个特点,即开始出现妈祖经书和妈祖题材的小说,朝廷褒封档案史料很少,林氏族谱与妈祖志书结合以及出现较多官绅阶层对皇权膜拜及对妈祖信仰批判的文献,指出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与明代妈祖信仰呈现式微的大趋势史实,是吻合和可以互相印证的。     

毛奇龄与《明史》修纂新探

康熙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四年,毛奇龄参与《明史》修纂,他在史馆草拟弘治、正德朝纪、传及诸杂传二百余篇。考毛奇龄《西河集》中的《传》十一卷其实并非全是他在史馆时所拟的史稿,其中还杂有他撰写的部分清人传记。毛奇龄出史馆后,仍然继续关注《明史》修纂,进一步阐释了对"大礼议"的见解及《梁储传》的辨证。毛奇龄还撰成《胜朝彤史拾遗记》六卷,经王鸿绪审定后,收入他的《明史稿.后妃传》中,而殿本《明史.后妃传》的取材主要依据王鸿绪《明史稿.后妃传》,毛奇龄是殿本《明史.后妃传》的实际修纂者,他对《明史》修纂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