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的高允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tuòbátāo)让崔浩(cuīhào)带几个文人编写魏历史。太武帝叮嘱道:“国史一定要按照已有的文字记载去写。”崔浩和他的同事们根据太武帝的要求完成了任务。有两个人为崔浩出了个馊(sōu)主意,让崔浩把国史刻在石碑(bei)上,好让天下人都知道崔浩的文才。崔浩觉得这主意不错,就照办了。     

论崔浩之死

崔浩,北魏名臣,一生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在北魏统一以及一系列对外战争中多次出谋划策,功不可没,太武帝时官至司徒。北魏帝王对其深为倚重。而在国史修成立石路边一事上,因为"暴国丑"惨遭杀身之祸,并祸及姻亲。这是崔浩致祸的导火索,真实原因乃北魏鲜卑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融合中胡汉民族之间的民族分歧导致的。崔浩作为将鲜卑少数民族汉化的先驱者,是这种矛盾分歧下的政治牺牲品。     

高允与北魏前期史学

北魏史官高允对北魏前期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国史修撰方面,他的地位并不亚于邓渊与崔浩,这点以往学界并未给予足够重视。高允坚守了史家直书的品质,使得北魏史学在因"国史案"停滞后能够继续发展。     

"崔浩国史案"原因探析

从史学研究的视角看,“崔浩国史案“案发的原因是崔浩利用撰修国史,调整汉族士族门阀在整个拓拔政权中的地位,受到拓拔最高统治层的打击而致.从本质上看,“崔浩国史案“是不同文化背景的门阀士族在调整政治秩序方面的矛盾冲突,也是汉族门阀与鲜卑统治集团之间矛盾斗争在史学上的反映.     

从崔浩国史案看中国史家地位的转变

中国自黄帝时代起便有史官,由于当时史官职权的特殊性——掌管人事、沟通鬼神,所以史官一开始就有超然世俗政权的地位。但是从春秋战国开始,史官的地位便慢慢下降。至北魏"崔浩国史案"的爆发,真正标志着史官地位从可以和当权统治者平等对话到受统治者控制的一个转变。这其中的原因包括对鬼神不信任、学术的下降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不容侵犯。     

交流与融合中的牺牲——浅谈崔浩之死

"国史案"是北魏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许多人认为崔浩被诛是因为在主编国史<国记>时,"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崔浩被诛是由各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主要为崔浩与鲜卑贵族的矛盾;士族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阶级利益的冲突;汉族与鲜卑族的隔阂.     

崔浩与北魏经学

崔浩与北魏经学关系紧密,其经学思想在太武帝时一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通过对崔浩的经学著作、经学倾向与特点、经学地位、经学影响四个方面的梳理,来明确崔浩在北魏经学史上的地位。     

论唐代史馆的人员设置和史料来源

唐代史馆的工作人员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监修国史、一般史官和其他勤杂人员。监修国史，是修撰国史的总负责人，唐朝始设于贞观三年，之后遂形成定制；一般史官分为两个层次，即史馆修撰和直史馆，他们是史馆修撰人员的主体，职责主要为修撰国史、实录；勤杂人员则是唐代史馆为修撰史书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员，计有楷书手、典书、亭长、掌固、装潢直、熟纸匠、画直等。唐代史馆的史料来源约略有四，即诸司报送、起居注、时政记提供、史官自行采集和馆外人员主动提供，其中前两项为基本来源，后两项则是重要的辅助来源。     

《国语》“国别体”考辨

《国语》编者在处理各国史料时,创造性地把各国所记国史（百国春秋）与记言体史料（＂语＂体史书）汇合编排在一起,这是史学史上的一个巨大贡献。《国语》采取这种分国叙事的方式,不能简单看成是所谓的＂国别体＂,而应是我国史官制度开始完善、史事记录开始系统完整的一种文献上的表现。     

拓拔鲜卑统治者的心态与崔浩国史之狱

北魏崔浩事件的发生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国史不过是引发的导火索。从广阔的上考察，是北魏胡汉上层矛盾的反映。同时这种矛盾又不简单是胡汉上层之间利益冲突、政见分歧的矛盾，而是民族矛盾的一种反映。其发生的深刻根源在于胡汉民族间的化、心理隔阂，以及化落后的军事征服拓拔鲜插在执掌国政时面对经济化比其高的汉族、汉族士人，特别是士族高门而产生的并深埋于心的卑怯心理。崔浩国史的纤细过失引发了这种卑怯心理的恶性变态，从而导致拓拔统治疯狂地屠戮崔浩干族高门。     

首届北朝史学术讨论会简述

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和大同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一次全国北朝史学术讨论会,于8月18日至23日在山西省大同市召开.来自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80多名史学工作者出席了会议,并提交了2部专著、57篇论文.会议围绕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云冈石窟与古都平城等专题内容进行热烈的研讨.关于北朝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对北魏道武帝拓跋跬、太武帝拓跋焘、孝文帝元宏以及崔浩等人的历史功绩应予充分的肯定.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贤明的少数民族帝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史”的发展演变

殷周时代 ,一切学术都由统治者直接控制 ,史官之职也是世袭的 ,有着很高的地位和特质 ,所作之史书在一般人心目中也有很高的威信。春秋中期以后 ,史官的修史逐渐受到强暴势力的威胁 ,但仍有史官冒着生命危险修史的例子 ,涌现了一批像董狐、南史氏这样的“良史”。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史官屈从于强暴势力的事例。这些事例说明春秋中期以后 ,史官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趋于低落 ,同时史官本身也出现了许多缺陷和弱点。到战国中期 ,史官的地位已低落到世人羞而为之的地步。而伴随史官地位低落的 ,则是史官修史之风的败坏 ,强暴势力的因素越来越影响史官的修史。到西汉时 ,史官的地位已经低落到和倡优差不多的地步。     

中国古代官府对史学的垄断

史官和史馆在古代中国,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通过国家机器垄断史学,最明显地表现于设置史官和史馆,直接掌握记录时事和编纂史书的大权.商周奴隶制社会,官府就设置了史官.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就是那时史官的称呼.西周金文里的"作册"、"内史"、"作册尹"、"内史尹"等官职,是西周史官的名称.当时的史官主要是宗教职业者,记时事和掌文     

治史重在求真

明人王世贞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此语不虚。任何学问都离不开历史；可以说无史难以言学。不仅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是如此，即使自然科学，也有自己的发展史。 所以，历史－历史学－是一门大学问，是一门极难、极复杂的学问。中国历代“国史”出自史官，事涉君亲，必有隐讳，以是历朝国史不可能有信史，或不可能完全是信史。宋周密所谓“国史几几修，是非凡几易”是也。于是有各种野史、裨吏、记闻等出，或匡正史之误，或补正史之缺。然而这些口耳所传就一定可信么？所以，治史之难，难在求真。求完全的“真”，是不可能的。写出的史书…     

清代康、雍、乾三朝满、汉二体《国史》的编纂研究

清朝《国史》的编纂活动始于康熙朝。由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康熙、雍正时期《国史》编纂活动成效并不大,乾隆朝国史编纂活动是康熙、雍正以来国史编纂活动的继续,它使自康熙中后期开始的清朝国史编纂活动得以基本完成,为后世留下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用满汉两种文字编纂、编译完成的国史,堪称中国官修史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编纂活动发展繁荣的具体体现。这些以满、汉文编纂编译的卷帙浩繁的国史本纪、列传、表,均完好地保留到现在,使清朝国史有了多种文本,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版本的文献。     

南京古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南京曾是我国十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初、太平天国及民国)故都.在史学的形成与发展上曾有着承前启后的光辉业绩.自三国孙吴定都在这“石城虎踞,钟山龙蟠”的南京时,就设有史官,如吴孙皓时已有左右国史,薛莹为左史,华覈为右史.又周处曾任左国史,迁东观令.太史令丁孚、韦曜等,参撰国书.(参见《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南朝亦设有史官及史职,东晋时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刘宋时的苏宝生;梁时的沈约、裴子野.以上均是当时的史官,齐、梁以后,有修史学士,或称撰史学士,陈时有刘陟、谢吴、顾野王等.因此南京史学的形成是源远流长的.现今回顾一下南京史学过去发展的特点,是很有必要的,以便更好地总结经验,批判地继承优良的史学传统,从而更加促进南京史学的发展.     

读史.序

<正>史:原指史官,在西周时期,王室即设有史官,掌管祭祀和记事等事。后来将其所记之事也称为史,即史书。史书,是社会发展、国家兴衰的实录。“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南北朝正史简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史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属地位,史学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标志是魏晋以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确立.南北朝割据政权纷起,八个小朝代,时间都比较短,但修史之风却很盛行,各朝都有自己的史官,随时把重要史事记录下来,甚至用纪传或编年的形式编写成国史.他们都想以国史来说明自己的地位,籍此取得士大夫的拥护,以巩固各自的统治势力.每一朝代灭亡后,即有史家依据这些资料编写成史籍.所以这一时期先后出现史籍一百多种,只是史籍份量较小,     

从史馆制度看唐朝政府对史学的控制与促进

中国古代史馆修史制度从私人修史向政府修史的转折点在唐朝,统治者充分认识和评价史学在国家治理、政权巩固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建立中的作用,通过强化监修国史制度和史书编纂中的专制统治意识、健全史馆修史制度、完善史官设置、以政令形式确定史馆史料来源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有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史馆修史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发展,成为封建政权得力的统治工具。     

从史馆制度看唐朝政府对史学的控制与促进

中国古代史馆修史制度从私人修史向政府修史的转折点在唐朝，统治者充分认识和评价史学在国家治理、政权巩固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建立中的作用，通过强化监修国史制度和史书编纂中的专制统治意识、健全史馆修史制度、完善史官设置、以政令形式确定史馆史料来源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有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史馆修史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发展，成为封建政权得力的统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