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

民事责任竞合主要体现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法律现象，也是理论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本文从其理论渊源出发，比较分析各种观点及法律实践，提出责任竞合就是请求权竞合。责任竞合时，权利人可以选择请求权，但只能实现其中之一，并对《合同法》相关规定提出完善意见。     

试析《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中法条竞合问题

《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一部特别刑事法。在理论上。本法涉及到法条竞合的有关问题。本文运用我国刑法学关于法条竞合的理论，分析了法条竞合的各种形式及其法律适用原则，并选择本决定中某些条文，论述了法条竞合的存在形式，以及不同法条竞合时的法律适用原则，对本决定中法条竞合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必要的探讨。作者提出肯定决定立法的现实作用，但在立法上有待进一步完善。     

刑法第198条第4款解释路径的法律分析

片面共犯由于违背共同故意要件因而不属于共同犯罪,其不能对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法律性质作出合理的解释。刑法第198条第4款既不属于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也不属于想象竞合和法规竞合,其是法律文本主义的当然解释,亦是大竞合理论下适用从一重处断原则的当然结果。     

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合理定位

由于我国特定的立法背景,法律颁布之后即颁行司法解释.作为审判机关的最高法院,在进行审判指导之外,还承担着非常艰巨的法律解释工作.最高法院颁行司法解释在保障法律适用统一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法治进行消解.最高法院颁行司法解释,具有较为深刻的国情基础.对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诟病,不能全部指向司法解释本身.司法解释需要进行功能定位,摒弃立法的唯理主义.为防止对立法权的僭越,最高法院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司法解释机构,着眼于法律的具体适用问题进行解释.     

论普通法视域下法条竞合的演进与启示 ——兼论中国语境下的路径选择

罪数论问题在我国的研究场域,基于与欧陆法系同源之故,长期以来在法条竞合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上尊德崇日。这种路径依赖直接导致对普通法系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成果缺乏应有的认知与借鉴。应当吸收普通法系"找法"路径所蕴含的"简约化"思想,肯定恪守并科主义所彰显的罪刑法定精神,兼采其最大限度消解竞合的解释技术,借鉴其对有罪必罚原则的"纠偏"模式,通过处置方案的多维对比,以期相关理论得以借力滋养而绽现异域新花。在相关制度的调适上,建议吸纳普通法系相关制度义理与实践精义,在刑法典总则中通过增补"一行为触犯数罪"原则的修正案,在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中增补典型的法条竞合案例,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本土化进路中吸收陪审制的合理化元素,以期探究"中国语境式"的制度路径选择。     

民事责任竞合初探

民事责任竞合是民事责任法领域中的一类重要的法律现象，在其历史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学说，理论，本文通过对既存学说，理论的分析，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之竞合

民事责任竞合是现代世界各国民法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它主要是指同一行为事实在同一当事人之间,同时符合两种以上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并发生以同一给付内容为目的的请求权。本文中笔者主要是从其理论学说以及他国民法关于民事责任竞合的规定来探讨我国关于这方面法律规定和立法建议。     

法条竞合“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之提倡——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在法条竞合的情况下,法律适用采用"重法优于轻法",类似民法上的"向一般条款逃避"。从民刑比较而言,刑法的形式理性更高,刑法适用更应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从法律解释看,格式合同尚且作出对提供文本一方不利的解释,刑法犹如国家与国民订立的格式合同,亦应作出对国民有利的解释;从罪刑法定原则看,犯罪构成要件明确性要求刑法适用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亦是明确性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可见,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亦是刑法的适用铁则。为此,刑法立法上,普通法条应配置较轻的法定刑;司法上,应杜绝随意将普通法条扩大解释,严格普通法条的适用条件,即便例外适用"重法优于轻法",也应当以刑法的注意规定为限。     

论合同之债和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规则——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七条

由于各国实体法上对于合同之债和无因管理的定位及制度设置有所差异,而二者的产生原因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会产生对案件民事关系的定性错误及准据法适用矛盾的逻辑困境。以案例为起点,结合对案件所涉的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则的释析,探讨我国合同之债与无因管理法律适用规则存在的瑕疵,提出以增设关于合同之债和无因管理冲突规范竞合适用的司法解释、扩大解释无因管理法律适用的连结点等措施来弥补瑕疵。     

试论我国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机制

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解释体系中特有的法律名词,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我国法律解释除了司法解释还包括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但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法律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完善成文法的缺陷和弥补立法之不足,司法解释占了很大的比例,数量之多非常惊人。但我国司法解释还存在许多问题。此外,司法解释还缺乏宪法依据,现行《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在本文中笔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行政法解释的主体制度初探

在中国现行的有效的法律解释体制中,国务院以及政府主管部门作为享有行政解释权的主体行使着对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解释权。这一体制不仅排除了具体的适用机关和行政官对行政法的解释权,而且排除了司法机关在行政执法领域中对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性法律的解释权。这种制度安排并不契合行政法适用的原理,也有悖于行政法治原则。其客观后果会助长行政权力的滥用,弱化法律对行政的控制,消解了司法的最终效力性。因此,尽快建立对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司法审查制度和优化行政法解释体制乃是必然的选择。     

论法官解释--兼谈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改革

我国的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实施，存在体制错位、法制不够统一、司法独立无法落实等弊端。因此应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职能，实行以各级法院法官解释为主的与法律适用直接相联的司法解释。章还分析了实行法官解释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提出了实行法官解释制度应注意的问题。     

简析"以共犯论处"

本文从共犯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在我国刑法分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以共犯论处”之规定有着不同的含义:有的属于提示性规定或注意规定,有的属于对共犯理论的扩展,还有的则属于法律的拟制。司法解释中的拟制有超越解释权限和限度之嫌,不符合现代刑法功能观,值得商榷。     

司法解释立法化倾向及其法律依据探究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实务中,尤其是在司法判决的过程当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指导法律的实施、统一全国法律适用的标准、弥补法律漏洞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然而,一个尴尬的局面是,虽然司法解释对于我国司法实务的作用十分突出,但是最高法和最高检司法解释权的法律依据却仍然不明晰。许多司法解释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立法甚至改变了立法的规定,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两高”在作出司法解释时在解释范围和解释程度方面所应当遵守的限制。     

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以法官解释权为视角

法官解释权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官对法律解释坚持什么样的司法哲学将直接影响着法律适用的效果。我国的特殊国情无疑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其实,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问题。二者在和谐社会和法治建设中发挥的功能各有千秋,法官有责任通过法律解释活动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维持一种有益的平衡。     

浅谈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

刑法司法解释是指享有解释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刑事实体法的适用过程中,对各级司法机关均应遵照执行的刑事法律规范的内涵和适用范围所作的一种直接阐释,从而揭示刑事法律规范所体现的立法者的意图和要求,保证刑法得到准确的适用。就性质而言,它虽是一种创制规则的活动,但须以不违背刑事法律立法本意为原则。尽管如此,由于刑事司法解释是刑法在实际适用中的具体化,也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过程中加以引用的重要依据,并为公众所熟知,因而能否全面准确的适用事关行为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对刑法司法解释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刑法司法解释主体问题辨析

刑法司法解释的应然主体不应为法官个人,而应为作为法官整体的最高审判组织。尽管法官解释刑法的现象是存在的,而且是大量的,但不能由此推导出法官具有刑法司法解释权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系统中的集权,即最高人民法院的＂垄断解释权＂是完全有必要的。解释法律的集权胜于分权,如果地方法院都享有解释法律的职权,则统一适用法律就难以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具有刑法司法解释权也是完全必要的。     

证据制度网络视野中的测谎结论——以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中心的考察

科学的发展使得诉讼证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并日益冲击着我们的证据制度。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测谎技术的应用、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加以规范,这不仅使测谎结论的适用无法可依,也制约了测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论法律原则的选择适用

相比较法律规则的选择适用,法律原则的选择适用具有特定内涵。法律原则选择适用不但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质的规定性＂,同时也因为法律原则的＂冲突存在＂而获得其自身的必然性。在对法律原则进行选择适用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法律解释＂问题。     

浅析违反法律强制或禁止性规定的合同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在司法实践中,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一律视为无效,不利于体现《合同法》的立法目的,也与法律解释的原理及精神不一致。通过对法律规范和法律解释的分析,并借鉴德国、日本的立法实践,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