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口供制度之经济学解读

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也称“口供”,一直是中国法律上产生问题和引起争论的焦点。本文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运用信息不对称、博弈论、比较成本优势等理论,综合分析、揣摩、解读口供的取得、真实度以及效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在追求资源最优配置的价值下,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最终得出刑事司法的全新理念,用以更好的指导构建与技术操作。     

宋代刑讯制度及其实践

在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当事人的口供是法官定罪结案的最高决定性证据,这一诉讼传统使刑讯逼供成为司法领域内不可避免的现象.为防止因此而造成冤假错案,早在西周,就有刑讯立法,发展至唐朝渐趋完备,宋代又承前出新,确立了刑讯实施详备规范和非法刑讯法律责任,最终形成了完善的刑讯制度.但是,在实践中,宋代法官刑讯逼供,滥施刑讯,屡见不鲜,成为社会痼疾.     

口供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不足及完善

古代刑事司法制度实行的是口供中心主义原则,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现代刑事司法活动中,口供对于定罪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本文试从当前口供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实际地位出发,简要阐释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并进而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     

刑讯逼供行为探析

刑讯逼供是对法律尊严的玷污,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系统的程序公正性产生严重的怀疑.之所以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仍然存在,是由于我国相关立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检察机关对刑讯逼供行为查处机制不够完善、司法工作人员个人利益使然以及社会对公共利益的偏面追求等原因造成的.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刑讯逼供不久将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论迟延违约金的性质及其司法酌减限度——以皇台公司与史文培互易合同纠纷案为例

违约金问题是自由与管制在合同法领域最为突出的角力,而迟延违约金是否能够被视为"惩罚性"违约金,也是学术与实务界的热点问题之一。通过对史文培案的分析,可以梳理出实务界对违约金司法调整的解决路径:其一,一百一十四条中的违约金兼具"补偿性与惩罚性",但并非区分惩罚性违约金与补偿性违约金的依据;其二,违约金可以高于实际损害,但需要视具体情况以免超越限度造成不公平结果。     

风险社会背景下司法能动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风险社会的来临对法律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也为司法能动提供了空间。风险的不确定性放大了法律的缺陷、风险发生时社会纠纷的激增以及风险社会对常态社会的诸多逆反等都为司法能动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尽管如此,风险社会中司法能动仍有一些限度和界限。风险发生时司法能动的预防功能有所减弱,同时司法能动在风险责任认定上也存在一定缺陷。风险社会的司法能动必须遵循司法的本质和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公正。     

宅基地上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司法认定之检讨——兼谈“房地一体”原则的限制适用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不禁止农民处分其宅基地上房屋。但国家政策对宅基地上房屋向城镇居民转让明确予以禁止。鉴于法律和政策规定不相一致,司法实践中对于宅基地上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也有较大分歧。但有效论还是无效论都因为不敢突破"房地一体"原则而难以自圆其说。本文在检讨司法实务界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限制适用"房地一体"原则,引入法定租赁权制度来解决这一司法困境。     

浅谈“刑讯逼供”的认定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下文称《新刑诉法》)中关于刑讯逼供的一些规定引起了学界的再次讨论,对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后的论题的探讨涌现出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是对刑诉实践的效果不甚明显。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应该对刑诉规范本身有明确的认识,以便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本文拟从解释论的角度对《新刑诉法》中的刑讯逼供问题进行微观研究,探讨其具体认定标准及其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期冀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被追诉人认罪撤回权的证据法研究

被追诉人的认罪撤回权是指,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之后,由于反悔或者其他原因,推翻先前认罪认罚的内容并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对案件重新做出处理的行为。为了保障被追诉人“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鼓励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并能够作出真正自愿的认罪,立法应当明确赋予被追诉人认罪撤回权。口供是认罪的概念核,认罪的证据性后果是获得被追诉人的口供,程序性后果是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一审判决前,被追诉人可以无理由或以任何理由,以书面形式行使认罪撤回权。被追诉人行使该权利的,在程序方面,应当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建立相应的程序转化机制;在证据方面,认罪认罚具结书失效,被追诉人先前的有罪供述、认罪后作出的陈述以及依据有罪供述收集的其他证据应当一律排除,其中依据有罪供述收集的其他证据在三种例外情形下可以采纳。     

“无罪推定”与“命案必破”的较量——刑讯逼供之现状与缘由

刑讯逼供在我国屡禁不止,已成为法治社会进程的障碍,它的形成缘由和现状一直是学界讨论的话题。在我国,有无罪推定原则却甚少无罪裁判案件,"命案必破"之下命案侦破率颇高。究其缘由,乃是无罪推定的有名无实,行政与司法失衡所致。由此,以"无罪推定"和"命案必破"之较量为视角,探析刑讯逼供。     

作为"公众人物"的体育名人名誉权、隐私权法律问题探讨

采用案例分析法对体育名人作为公众人物在名誉权和隐私权方面受到的限制进行研究,解决体育媒体侵权的相关法律问题.体育明星因其特殊才能、成就和表现,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成为公众瞩目者也就是"公众人物".我国现行法律并无公众人物的法律规定.但我国司法实践已经逐步倾向于将体育名人视为"公众人物",为了堆护公众利益,对其名誉权和隐私权加以限制.根据美国的判例,判断运动员或裁判是否是公众人物的主要因素包括参加的比赛等级,参与的年限,比赛是否被转播,当事人在某一项目中的声望等.虽然美国司法判例确定了"一旦成为公众人物永远是公众人物"的原则,但在体育名人名誉权隐私权案件中法官并非直接适用,而会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来判断.     

司法智能化的价值意蕴、实现机制与限度审思

司法领域的智能化改革在政策导向和现实需求下展开,其具有提升司法效率和保障司法公正的价值意蕴。目前,在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支撑下,智能化的案件检索机制、司法推理机制和司法监督机制等为司法智能化的实现提供可行性路径。但司法裁判所必须的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使其并非仅是技术性活动,因此,司法智能化有其功能发挥的必要限度,需要通过厘清智能辅助的功能定位,有限范围的功能适用和人机协作的功能预期,形成对司法智能化的限度审思。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来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然而我国立法、司法的相关规定还不是很完善,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在价值权衡的基础上,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及实践尤为迫切和必要。     

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完善思考——以全案移送主义的回归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将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最初的全案移送方式。全案移送符合我国当下的司法现状,也顺应职权主义国家追求实体正义的诉讼理念,但并非实行全案移送主义就能完全解决我国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存在的所有问题,其至少存在法官预断、不当诉讼难以彻底杜绝和默读审判无法完全避免三种风险。基于此,在全面分析全案移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设立庭前征询程序、增设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实行庭前实质审查、确立审判中心主义和规范公诉案卷移送程序对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实务的几个问题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在我国属于高发率案件,由于该罪案犯罪嫌疑人的文化水平高,反侦查能力强,以及该罪案固有的隐蔽性,使得该类案件的侦破、起诉和定罪量刑存在很大难度。对该类罪案中证据实务的研究将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自首的认定——兼谈职务犯罪案件的自首认定

自首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量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体现。正确适用自首制度,对于鼓励和引导犯罪分子自动投案、改过自新,有效实施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自首认定中出现的一些疑难、复杂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本文对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自首认定问题特别是职务犯罪中自首认定问题进行深入解析,以期有利于更加清晰地指导司法实践。     

我国死刑废除的可行性分析

死刑作为一种古老的刑罚制度,因其自身具有的残酷性,其存废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在实践中已经有多数国家废除了死刑,而我国仍然保留着这一制度。但是在国际社会积极致力于废除死刑的影响下,我国的死刑制度也逐渐出现了松动态势。本文通过对死刑制度存在正当性的质疑,分别从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及民意角度对我国死刑废除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得出我国死刑制度终将废止的结论。     

善意、恶意二分之下的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如何界定是一大难题。我国法律不仅对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的规定较为简陋,而且学术上对其法律效果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因此极易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文章通过案例分析受领人因主观状态不同承担不同范围的返还责任,有助于不当得利的司法适用。     

权利客体区分视角下知识产权双重保护的再审视——以外观专利失效后著作权保护切入

知识产权双重保护并非重叠保护,而是对同一知识产品不同权利客体区分保护的制度安排。外观专利与著作权为独立存在的权利,外观专利失效,后续的著作权保护具备正当性。法律不应当对权利人基于意思自治的权利选择强加过多负担,这是基于权利调整范围不同及维系制度稳定考量的结果。在后续的法律适用中,也不应将产品种类作为后续著作权保护的限制条件,应当严格遵循后续著作权侵权判定要件。同时,需要警惕过度拘泥失效这一条件从而干扰后续著作权保护的司法适用。     

浅析新民诉中的恶意诉讼

恶意诉讼正式进入我国实体法律,有利与我国司法环境的净化,但是光有法条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才能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作为一个最新被引入民事诉讼法的概念,恶意诉讼在法律实务工作中还需要近一步细化标准,以此加强我国司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