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土司制度下广西各族民众起事述议

元明时期是土司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王朝政治和土司统治的双重体制下,广西各族民众起事具有反抗王朝封建统治和土司世袭统治的双重属性.各族民众持续不断的起义与反抗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沉重打击了中央王朝和地方土司的统治,迫使王朝中央对其统治策略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另一方面,王朝中央与地方土司为镇压各族民众起事而实施剿杀政策,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各族民众持续不断的起义与反抗,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司制度统治的根基,使得盛极一时的广西土司制度走向衰落,为清代在广西开展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工作创造了条件.     

论土司制度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族群共同生存与发展的多元文化区域,历代中央政权一直努力建构一种中央与地方、主体族群与边疆各族群能够和谐发展的结构体系,这种关系结构正是现代国家认同意识的建构过程。这种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是中国历代中央政权边疆政策带来的结果,其成果和模式就是中国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不仅仅是一种边疆行政政策,它所呈现出的中国政治的智慧,中国的文化兼容以及边疆族群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回应和文化回应,即大一统之下的国家认同与地方族群认同有机结合的二元模式,它保障了一个相对和谐的中央与边疆地方的关系和情感连接。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的多重攻击下依然保持一个完整的国家形态,土司制度功不可没。     

略论毕节彝族土司的历史贡献

土司制度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权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通过分封当地首领世袭官职,以达到有效治理和开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政治制度。毕节彝族土司制度是整个土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如何处理中央和少数民族地方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如何有效运转、如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在土司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我们今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历史价值。     

明清时期黔东土司区教育述论

明清时期,黔东多置土司。中央王朝和土司对儒家传统教育甚为重视,一方面加强对土司子弟的汉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建设并完善教育体系,发展司学、社学、义学等教育类型。通过一些列措施的有序展开,黔东地区汉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得以迅速提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亦渐趋密切。     

明代滇东北彝族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明代中央王朝利用滇东北彝族土司到中央朝贡之机与土司交往,中央王朝给予土司丰厚的物质回赐以拉笼关系,这是友好关系的一面;另一方面,中央王朝与滇东北彝族土司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不断进行势力的博弈,滇东北彝族土司势力坐大,挑衅中央王朝,其叛乱最终以武力解决。     

土司制度下的地方与中央：以佤族聚居区为例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实现了对佤族聚居区的间接统治,这一制度的实施,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中央王朝鉴于势力较大的土司难以控制,于是采取＂众建土司以削其力＂的方式,分而治之;另外,中央王朝利用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削弱了土司的势力。土司制度的实施曾对佤族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融合等。但该制度的封建本质注定了它终将被历史所淘汰。     

明清时期土司地方治理特征的研究——以忻城莫氏土司为例

土司既是中央王朝任命的地方官,又是本宗族的族长,所以在地方治理中具有国家力量参与治理与宗族力量参与治理两大特征,二者内外结合构成了土司地方治理的基础。国家力量通过土司执行中央王朝的命令、流官参与土司政权、国家武力平息土司区叛乱三种方式参与土司地方治理,宗族力量则通过土司任命本宗族子弟为各级土目的方式在地方上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治理体系。此外,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土司在治理的过程中还保留着独有的民族特色。     

论明代土司参与地方治理原因与方式——以万历六年彭永年平教乱为例

万历六年（1578）地方和土司彭永年合作抓捕逃犯,将教乱平定。这一案件表明土司出于与地方官员建立良好关系、维持自身政治优势、获取中央信任的原因,在“子孙永享”国家赏赐和升官晋爵的巨大利益驱动下,通过中央指派、与地方官合作、主动请缨等方式参与地方治理,从而达到获得国家认同、维持政治优势和保证家族事业长盛不衰的目的。     

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性特征：面相与论评

土司制度是与封建大一统制度迥然有别的特殊的地域统治制度,具有明显的封建割据性特征。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性,早于其原起的羁縻制度时代即已凸显出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愈加浓烈。造成土司制度封建割据性的主要原因,当缘于地方土司与封建中央王朝在行政制度上的相异性特点及由此造成的地方土司割据形势。     

遗址类文化遗产的空间、象征与保护——以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为例

这里主要以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为个案,探讨遗址类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遗址类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物质性空间和历史的关联性上,老司城遗址空间是明清时期土司与地方民众、土司与中央王朝权力关系的象征,其历史也依赖着地方民众的信仰仪式和日常生活得以延续。目前,随着遗产保护、展示空间规划的实施,外部策划者圈地式的保护理念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及未来发展产生了矛盾,以动员当地居民的参与、凝聚地方文化认同感为核心理念的动态保护,应成为遗址类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