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重在精神

新诗贵在精神,作为诗歌外在形式的韵律并非新诗的首义,新诗的音乐性不只停留在韵律这样的技术层面,而更重在情调这样的精神层面。     

困境与突围——中国新诗人文主义精神的重构

以"新诗"为切入点,以"人文主义精神"的重构为路径,以让这一精神浸染民众心灵、让民众诗意栖居为重构的旨归点,既可以为新诗的进一步发展找到一条突围的路径,又可以让人文主义精神真正进入时代社会与民众生活,从而实现新诗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并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新诗前景展望

诗歌是最重要也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学样式,作为语言的精粹吸引了无数文学青年,而当代诗歌却渐行渐远.“梨花体”应运而生,口语化、通俗化的特征拉近了人们与诗歌的距离.但是在消费时代,经过网络暴力和恶搞之后,深刻反映出新诗的发展更需要一种正确而又理性的引导.     

新诗当固守人文关怀之精神——对90年代新诗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特定文化语境的影响下,中国新诗走向了边缘化与个人化。诗歌因疏离了读者,也遭到了读者的彻底拒绝,面临着发展以来从未有过的尴尬与困境。诗性精神是诗美的重要体现,因此应从人文关怀视野下对新诗诗性精神的缺少进行反思。在人文关怀视野下,从真诚的人文关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情趣等方面探究新诗诗性精神的重构,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条精神的大河——读蒋登科《中国新诗的精神历程》

中国新诗在表象上看很复杂甚至很驳杂,难有脉络可循,但从精神建设的角度梳理,不同的诗人、诗歌现象所奉献给精神文化的内涵和影响是有差别的。蒋登科教授主编的《中国新诗的精神历程》一书,通过对新诗精神建设历程的梳理,从精神文化建设的角度对新诗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不同诗人、诗歌现象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是一部值得推荐的诗学著作。     

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得失及成因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的奠基者,其新诗流变分为五四时期、20年代后期、抗战至全国解放以后三个阶段。他的新诗艺术水平每况愈下的原因有三：一是惠特曼雄浑粗犷的豪放诗风的深刻影响;二是严重混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三是自我独立意志的失落。以上三方面就形成了郭沫若新诗创作虎头蛇尾的尴尬结局。     

大学的理念及传统精神探析

本文通过对大学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探析大学的理念及其传统精神。大学的理念经历过从定位为“教育的机构”到“研究中心”,到与社会直接联系为社会服务的演变;大学的三大传统精神即独立自主、自治传统,学术自由传统,人文主义精神传统。     

论新诗的时间意识

时间是生命的本质存在,时间意识体现为诗人对时间的独特感知和把握。在中国新诗发展的不同时期,诗人的时间意识也体现为不同的特征,既有对传统时间意识的承传,又有对主体性时间意识不同姿态的演绎。通过对新诗时间意识的特征性考察,意在揭示现代诗人的精神发展状况,并对新诗的主体性特征作出观照。     

新诗呼唤形式规范

内容与形式、自由与格律是长期困扰新诗的一大难题。该文指出丧失形式规范是新诗失去读者的主要原因,而形式是诗歌区别于散文的首要因素。同时阐明了诗歌形式规范的基本内涵,指出重建新诗形式规范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本质建构与历史实践：新诗“变常”略辩——兼谈新诗“诗体重建”与“精神重建”

自白话新诗以降,几乎每个时代都有论者不断发出“新诗将死”的论调,这就是中国新诗面临的那个“永恒危机”：何为新诗？新诗何为？毫无疑问,这种危机感源于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遗产的强大压力,以及新诗文体自足性、表意策略（语言、形式与方法）和诗意精神（思想、经验与情感）等方面的自我焦虑。但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直到现在,     

澳门新诗创作及其评论特征

在港澳文学中,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有共性,也有各自不同的殊相。就以1920年代开始、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澳门诗歌而论,已与香港新诗分流,形成了华文作家与土生诗人互补等特色。澳门新诗评论多为具体作品评论,理论研究极少。澳门的诗评家主要有黄晓峰、陶里、云惟利、郑炜明、李观鼎等。     

新世纪人才的精神和意识构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使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发展。“入世” 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它将深入而广泛地影响到我国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教育工作必须进行前瞻性思考和对策性准备。面对这一变化，要特别注重新世纪人才的精神和意识塑造：要培养他们的爱国精神、奋斗精神、科技意识、世界意识和参与意识．     

旧诗存在的两种方式及其对新诗的制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虽然旧诗退出了正统文坛,但是并没有寿终正寝。旧诗不仅作为一种文化交际工具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作为潜在的批评标准和审美心理严重制约着新诗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不重视新诗教育,阻碍了新诗的经典化过程,使得新诗的美学特质无法融入民族审美心理。     

新唐山人文精神的理论诉求与实践意义

新唐山人文精神是对现代语境中的唐山精神内涵的准确概括、深刻感悟和全面展示。它是丰厚的历史积淀和鲜明时代精神的凝聚,生动地表现了唐山这座城市的历史含量与时代精神,准确地表达了唐山人民的客观行为和精神境界,既是唐山人民能力、魄力和韧力的显示,信念、道德、心性的张扬,也是民族精神在特殊语境中的集中凸显,人类的人文精神在特定时期的伟大展现。新唐山人文精神作为唐山精神在现阶段的显现,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新的历史视点上对此进行观照和审视,大力弘扬新唐山人文精神,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推进科学发展示范区的建设,大力提升城市竞争力和打造城市的品牌,同时大力提升市民的精神素质。     

《新诗歌集》与1920年代新诗的听觉诉求

1928年出版的赵元任《新诗歌集》,是一次将诗歌和音乐结合的大胆尝试。它们在给听众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的同时,也将其极具感染力的音乐特性赋予了那些作为歌词的新诗作品;那些作品借助于曲调,同样给予接受者另一向度的听觉感受。这种诗与乐的结合,促动诗人们郑重地重新思考新诗的音韵问题,探掘语言中"乐"的成分。这部独异的诗歌集,从一个侧面展现了1920年代诗人们为新诗音律所作的努力及其达到的艺术成就,为20世纪新诗格律问题的探索写下了可贵的一笔。     

论徐志摩对新诗形式美建构的意义

徐志摩对中国新诗艺术形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其他中国诗人所不能代替的。他对诗歌艺术形式美的追求是在当时历史场景中做出的自我选择。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使五四新诗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水平,对此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翻译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在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过程中,西方诗歌的翻译成为其一个重要的动力源。这种翻译既为“新诗”提供了必要的范本,也有效地锻炼了“新诗”的语言形式技巧。从翻译观念的变化、翻译技巧的探讨、翻译与创作的互动三个方面来论述翻译和早期新诗合法性的关系。     

在继承传统诗律中提高新诗艺术质量

中国新诗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对旧诗音律的继承,从而造成百年新诗诗体建设迄未成功,直接影响到作为现代韵文的新诗艺术质量。百年新诗艺术遭人诟病主要是其散文化、大白话、自由化等,涉及到的主要就是新诗的语言形式和格律体式。要推动中国新诗艺术质量的提高。就需要正面提出解决好自身的音律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继承扣发展中国传统诗律这一基础。     

“早产儿”：关于新诗历史境遇的文化省思

中国是诗歌大国,承载和集聚着中国文化的审美传统和艺术积淀,其承传、变异和通变,不仅不断为诗歌创造及其诗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和资源,亦成为中国文化变迁和创新的历史镜像,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状况及其特点。而新诗的发生,不仅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转捩点,而且是被社会裂变和时代风潮催生的一个“早产儿”,有其自己的先锋性和冒险性,也自然会经历漫长的历史考验和历史洗礼。     

话语的新诗观--对一种研究范式的探索

本文在全面反思近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从考察新诗历史与现象出发,探索了一种以“话语”为理论基点的研究范式。本文将新诗本体和历史视为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认为新诗的生成和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和碰撞的结果。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语言和语境。语言为新诗的形态、样式等提供了质地基础,而语境则为这些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开阔的“场域”。作为新诗语境的场域与场域之间的复杂运作。深刻地影响了新诗自身的内在构成和历史进程。对新诗语境的重视,将有助于消除以往研究中某些关于新诗的似是而非、不证自明的判断或成见,让研究者以求真的态度回到新诗的“起源”。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从别一种角度完成对新诗历史的“重述”,而是藉此彰显新诗发展和自我建构过程中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