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对蒙古东道诸王统辖研究

东道诸王公贵族的王府封地，主要分布在今东北西部和东蒙古草原地带，有元一代蒙古王府始终享有较大的自治权，诸王可自行设置官属．任免官吏；享有各种经济、政治特权；拥有大量军队，是国家依靠的重要军事力量。蒙古汗国时期，以东道蒙古亲王监镇东北地区。辽阳行省设立后，东道诸王封地王府仍然保留其原有的特权，与辽阳行省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二分别直属中央。蒙古诸王府是享有一系列军政、经济特权的特殊行政区。     

欧阳玄与元代史学

元代史学家欧阳玄毕生致力于元皇朝官方的历史编纂工作，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主持编修宋、辽、金三史，并撰论、赞、表、奏。他的史学活动贯穿了元代史学发展之始终，他的史学思想充分反映了元代史学思潮的一些基本特色。因此，研究欧阳玄及其史学成就，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元代史学以至学术文化的发展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论儒家思想与元代蒙古族文化

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历史上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元代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掌握国家政权的朝代。元代以蒙古族为主,其文化基础为北方游牧文化。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中原正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在蒙古族占有统治地位的初期,受到了冲击和压制。元代是最为开放的时期,在排斥与接受的过程中,最终选择了接受先进文化,儒家思想是其中最为主要的部分。本文以元代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融合为背景,重点从二者的碰撞期、并行发展期、交融期几个方面阐述儒家思想对蒙古族文化的影响。     

论元代契丹与蒙古的文化关系

契丹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特有的民族文化。元代契丹人充分利用其民族文化为元时期的历史贡献力量,对元统治民族蒙古的文化有着特殊影响;而作为蒙古统治下的契丹人,其文化发展必然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契丹与蒙古民族,通过在文字、语言、姓氏、习俗等方面的互相交流,繁荣了契-蒙民族问的固有文化,使得两民族得到共同发展。     

论门阀士族与南朝官方史学的发展

南朝时期,皇权重新主导了官方文化事业建设,官方组织了参与程度深浅不等的各类史学撰述活动,在国史、起居注、典章制度、谱学等史学领域取得不俗成就。南朝官方史学发展,离不开门阀士族的广泛参与。门阀士族以浓厚的撰史意识和活跃的史学实践,完成了南朝史学官修与私撰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南朝官方史学乃至整个南朝史学的发展。     

元代回回学者史学活动述论

元代回回学者不但在科学技术、儒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史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他们除参与官方的修史活动和经史翻译外,还从事史学的私家撰述。回回学者的史学成就是元代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多民族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元代官方对患病者的救疗与优免措施

元代统治者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官方医疗机构和收养机构,为贫病之民、病军和病囚提供专门的医疗救治或衣食住宿、基本生活用品、医药护理、养老送终等的综合救助,指派官员在疫区开仓赈粮、遣医送药,并对患病者在迁徙、酒禁、夜禁、刑罚等方面给予优待。这些措施体现了蒙古统治者对儒家仁政思想的认同,也符合蒙古统治者征战天下的政治需要。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确保患病者的切身利益和官方救疗措施的有效落实。     

14—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史述略

14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中期,蒙古族史学史的主要内容由明朝学者的蒙元史学和北元一蒙古的蒙元史学两部分构成。其发展也呈现出前期的明人蒙元史学一枝独秀和后期的明朝学者和北元一蒙古学者蒙元史学齐头并进的局面。分别看来,明人的蒙元史学呈现出学随时进的特点,而北元一蒙古的蒙元史学则在黄教与史学结合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论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史学模式：－印藏蒙同源论

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中所谓印藏蒙同源论的印藏同源说来自藏籍，而藏蒙同源说则是蒙古史家所独创，因此，印藏蒙同源论是17世纪蒙古史家编造出来的新的史学模式。     

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历史学是属于政治性的学问,其功用就是政治教化与鉴戒。历史是人类自身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杰出人物的活动。但是人并不能完全主宰历史,人在活动中必须遵守其规律,必须考虑时势、经济、仁智与传统等因素,否则终将受到历史的处罚,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所淘汰。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其形式有文献、考察与口述等,其范畴为"天人""古今"与"始终";衡量历史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为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司马迁以仁义为核心价值,其研究方法主要展现在历史类比、文明史观和理论分析三个方面。在史料编纂方面,遵循宗法政治、仁义与智慧的编纂原则,采用"述而不作""雅驯"和"论其轶事"的编纂方法。凡是有专著传世的学者,都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史家的伟大是基于论著中历史规律的揭示,从而指导人们的历史活动,尤其是政治行为。整体上看,《史记》具有官方史学藩篱中的社会史学性质。     

元代的系官匠户

元代的系官工匠 ,部分来源于早期征服过程中的俘虏 ,部分接收自南宋官手工业的工匠 ,均通过匠籍制度加以维系。元代系官匠户数目庞大 ,专业化程度高 ,是当时手工业生产的主体。虽然其身份管理严格 ,但在户籍赋役制度确立后 ,大多数系官匠户的待遇处境较一般民户为优 ,并不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工奴     

浅析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之原因

终元一代,元朝蒙古上层对藏传佛教崇信有加,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讲,元朝蒙古上层一方面利用藏传佛教来达到怀柔吐蕃和统治本国民众之目的,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自身对终极关怀的极其重视。从客观上讲,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如西藏佛教领袖、西夏佛教、蒙藏文化的相似以及生物基因等方面的影响。不论从主客观,还是从内外因讲,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都是多方面的、多因素的。     

清代公文制度考略

清代公文制度的内容，涉及文体运用、写作态度、抬头、避讳、缮写、用印、装订等撰写制度，进本时间、驿递规定、时限要求、递交方式、电信应用等传递制度，题本票签，限期办文、发抄遵行等收办制度，六科封驳、稽察注销、收贮存档等封置制度，以及涉及公文处理全过程的保密制度等。清代公文制度是在明代公文处理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保持了明代公文处理的基本精神，但它较明代更为繁琐和严格。清代公文制度体现了封建社会公文制度的最后辉煌。     

论元代道教史籍及其文献学价值

元代道教史籍非常丰富，可分为仙传、谱录、山志、碑铭集、游记等体裁；仙传又可细分为专传、类传、总传、像传等小类，这些史籍有着鲜明的特征，在文献学上也有相应的学术价值。     

论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

元代法制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元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成果甚少，日本曾一度为元代法制史研究中心；近年来，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远超日本，但仍没有摆脱其在元史研究中薄弱的地位，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特征。其不均衡特征与实证史学、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其研究需具备多方知识有关。     

论元代道教史籍的编纂义例

义例是关于一部文献内部如何组织和表述其基本内容、基本宗旨的原则和方法．元代道教史籍在处理材料的来源与详略、直书与曲笔、内容结构的安排等问题时,借鉴世俗史学的优良传统,形成自己的编纂特色．     

明代史官制度之渊源考

我国自古就有设立史官的传统,而官修史书制度化则完成于唐代。自唐之后,史馆修史逐渐成为一种制度为后世所继承。明代史官制度承汉唐之旧,又有所损益,在直接继承和发展元代史官制度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和完善,延续了自古以来良好的修史传统。     

元以来汉籍文献所见蒙古族习惯法管窥

在蒙古族古代法制史研究领域,充分利用元以来汉籍文献日趋显得十分重要。汉籍蒙古族习惯法文献有三大特点,文献体裁丰富、时间跨度绵长、地域覆盖广阔。有元以来的汉籍文献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包括刑事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社会组织方式,婚姻家庭习惯法。事涉蒙古族习惯法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中窥见蒙古族习惯法之一斑,并可借此补充蒙古文文献的缺漏,从而完善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元代安徽地区的官学教育

元代在教育政策方面所作的调整,地方官、文人儒士等各阶层人士的主持和参与,都促进了安徽地区官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官学的校舍、图书资料等设施和硬件建设得到改善;学田得到收复或增置,办学经费筹措顺利,学校运转正常;地方官学教育体系日渐完善。官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促使境内一些地区科举和文风的兴盛以及城乡社会风气的淳雅。     

金元柳宗元文章接受史

金元两代对柳宗元文章的评论不多,但也有王若虚、辛文房和刘谧等人的重要评论。此时期虽部分延续了前代的韩愈优于柳宗元的主流说法,但也出现了柳宗元胜于韩愈的新论。由于特殊的时代性,两朝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小,他们对柳宗元文章的评价,大多是从文章本身出发,较为开放、宽松,从某个侧面折射了金元文人特殊的愿望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