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

在对当前国内的媒介素养研究的文献梳理基础上，文章认为，作为一种面向全体公民的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理应涵盖各种人群和各个社会阶层的受众。提出以媒介素齐作为考察农民与传媒关系的一种视角，考察农民与媒体之间的真正的关系状态，以使农村受众更好地使用大众传媒、参与传播活动，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文章还从“对大众传媒的认知”、“对媒体信息的接收、理解与评价”和“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与传播活动的参与”等三个方面计论了用以考察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状况的指标。     

从对京郊农村的调查看农村电视受众反馈机制的建立

本文从涉农电视媒体和农村电视受众的角度出发,针对“京郊五区农村电视受众媒介参与方式与信息反馈状况”和“涉农电视媒体对农村受众需求和反馈信息的收集状况”两大主题分别展开调查。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研究．初步探索建立农村电视受众反馈机制的可行性和具体实施方式,以期能够对我国涉农电视媒介的信息传播提供些许参考,从而使之更好地为农村信息传播和新农村建设服务。     

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

在通过对当前国内的媒介素养研究的文献梳理基础上，笔者认为，作为一种面向全体公民的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理应涵盖各种人群和各个社会阶层的受众。并提出以媒介素养作为考察农民与传媒关系的一种视野，考察农民与媒体之间的真正的关系状态，以使农村受众更好地使用大众传媒、参与传播活动，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文章还从“对大众传媒的认知”、“对媒体信息的接收、理解与评价”和“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与传播活动的参与”等三个方面讨论了用以考察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状况的指标。     

“新农村”建设中农业院校传媒教育发展初探

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会的媒介生态状况表现出供需失衡的倾向．这其中有农民媒介素养问题．更主要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对农”传播能力问题。追溯其根源．高等院校传媒人才培养的终端是影响媒体服务“三农”传播效果的重要环节．依托农业院校的“近农”资源优势．以实践为中心．建立服务“新农村”建设的传媒教育观念,是农业院校传媒办学的新机遇。     

兰州及榆中中学生媒介素养现状调查报告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兰州市和榆中地区（农村）中学生的抽样调查,从他们的媒介接触、媒介理解与领会、媒介传播三方面来揭示当前中学生的媒介素养状况;并对比他们对新媒介的接触和使用等来看“信息沟——知沟”是否存在于城市与农村中学生的媒介素养之中,以及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国农村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分析

作为一个拥有将近70%农村人口的农业大国,只有实现农村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农村变革的进程中,大众媒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勒纳在其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中,阐述了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理论,他把大众传媒比喻为“奇妙的放大器”,即大众媒介因其特有的快速大量传递信息的作用,可以把社会流动和变革思想传播给其他成员,因而,大众媒介也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继续推进,中国的农村和媒介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农村受众接触、使用大众媒介的行为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有哪些新的特点?这…     

新媒介情境下东西部农村人际传播比较——以江苏、新疆两地为例

当前农村人际传播面临城市化和电子媒介的双重冲击。通过对江苏、新疆两地农村的抽样调查,发现随着农民工的增加,农村人际传播不断扩展,电子媒介对农村人际传播的影响呈上升趋势。东部江苏和西部新疆农村人际传播在对电子媒介影响的反思性程度上略有差异。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高级研讨会”在宁举行

由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高级研讨会”10月19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高级研讨会举行

由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高级研讨会”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９日到２０日在古城南京召开。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首次就“农村与传媒”为主题召开专门的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农村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议题，当今大众传播媒介应充分发挥“社会公器”的职能，为我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做出贡献。本次会议邀请了新闻界泰斗方汉奇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等院校的著名专家、学者。方汉奇教授认…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高级研讨会

本刊讯 由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高级研讨会”2002年10月19日到20日在古城南京召开。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首次就“农村与传媒”为主题召开专门的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农村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议题,当今大众传播媒介应充分发挥“社会公器”的职能,为我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做出贡献。 本次会议邀请了新闻学界泰斗方汉奇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等院校的骛名专家、学者。方汉奇教授认为,本次会议“把当今中国新闻界的顶尖高手都请到了,用俗话说,米的都是大腕”,“这也是在国内新闻传播界的学术会     

论新农村媒介传播“瓶颈”的突破

青年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新生力量,新农村文化建设对其素质的提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文化载体的媒介,农民和城市居民当前在资源享用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媒介的农村传播远远不能满足青年农民的现实和潜在需求,必须对青年农民媒介消费的观念、行为以及潜在的需求进行深入的分析,探究突破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媒介传播的“瓶颈”的路径。     

大众媒介在农村科技传播中的作用与发展路径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现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强农村科技传播。大众媒介是科技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担负着农村科技传播的重要责任。本文主要阐述大众媒介在农村科技传播中的作用及影响因素,以期探索出一条大众媒介在农村科技传播中的新路径。     

“媒介化”词源探析

“媒介化”(Mediatization)概念主要是用来理解媒介对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性。挪威传播学者郎白①指出,“媒介化”是指在这个高度现代化社会中的社会变迁以及在这些转型中媒体和中介传播的作用。在晚期现代性阶段,“媒介化”几乎影响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众传播”广狭义辨

以是否在传播过程中使用机器媒介为划分标准, 可以把“大众传播”这一概念分为广狭两义。狭义的“大众传播”在传播过程中所使用的媒介必须是“机器媒介”, 而广义的“大众传播”所使用的媒介可以是“机器媒介”, 也可以是“非机器媒介”。这就扩大了现有的大众传播一词的词义, 传播史的研究范围不再仅仅是古腾堡印刷机之后的书籍、报纸、杂志等三大印刷媒介和电影、广播、电视、电脑网络等四大电子媒介, 还可以是古腾堡印刷机以前的一切面向大众的传播形式, 这就极大程度地拓展了大众传播史研究的领域, 有利于在整体上把握人类大众传播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寻找其中的规律     

传播为轴,回归混沌: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探要北大核心

法国媒介理论学者米歇尔·塞尔所建构的传播哲学,诠释了媒介中介性、噪音与混沌等信息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而打破了传统传播与媒介研究的界限,成为德法媒介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本文以塞尔思想中的“信使”形象为主轴,通过描绘其所创建的“信使研究计划”来透视其传播哲学思想,并以作为本体论和作为方法论的赫尔墨斯为思考维度来勾勒其建立的“关系哲学”。在此基础上,将塞尔的传播思想与德布雷和克莱默尔等其他欧陆媒介学者的思想进行关联和对话,并思考在信使自身形式越发多元、媒介社会环境越发混乱的当下,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传播史上的玉器时代：“媒介域”与华夏精神形塑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夏王朝建立之前,中国存在着一个传播史上的玉器时代。玉器是史前天文观测和传播天文知识的主要媒介,后发展为神器、法器、礼器、饰器和葬器。围绕着史前玉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媒介域”。玉器“媒介域”发挥着记忆工具、权力装置和社会组织核心的功能,建构特定的时空组合。围绕着玉器这一“媒介域”,形成了中国文明特有的宇宙观、伦理观与传播观。史前玉器对华夏传播至少有三个方面深远影响：一是以“器以藏礼”的方式承载和传播礼乐文明;二是传播仪式观的思维取向成为理解华夏传播的重要线索;三是史前玉器“媒介域”使得传播权力高度集中,对于理解传播权力变迁与圣王崇拜有启发意义。     

媒介进化视野下的非言语传播——肖似与扭曲、延伸与遮蔽、补救与乏力

根据媒介进化的阶段性特征,传播学学者分别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人体延伸论”和“媒介补救”理论,从非言语传播视角分析这些理论发现如此重要的非言语传播却在媒介进化过程中屡遭遮蔽,而且经常被传播学研究所忽视.传播的深层欺骗性在于其借助非言语传播构建肖似的“拟态环境”,隐蔽地影响受众对事物本质的认知;新兴媒介延伸了人体言语传播功能,却导致非言语传播功能丧失;虽然各种新媒介结合自身特征,采取多种补救手段,但是对非言语传播的补救仍显乏力.媒介进化趋势仍将进一步创新非言语传播符号,回归并超越人际面对面传播中的非言语传播,并实现言语传播与非言语传播的平衡和协调.     

从“环境”到“波粒二象性”：关于“媒介即环境”的再思考——媒介环境学经典理论重访之四

本文从“媒介即环境”的隐喻出发,分析了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生态学在媒介本体论上的差异。在分析媒介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成性媒介论的洞见与局限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在波粒二象性的新实体观的指引下,应当打破传播动力学和静力学的边界,从而推进传播学科认识论的发展。在无序运动和“不可见”的媒介生态中,只有更努力捕捉作为媒介的元素、集合和模式,我们才能在不可知的逻辑中获得更多关于媒介和传播的知识。     

“在农广播”：应急广播的媒介化乡村治理

农村有线广播经历了从“对农”大喇叭向“在农”应急广播转变,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在场参与者,能够供给“公共服务”,推动“公共商议”,实现多元共治,但囿于时空固定与单向传播的限制,独立发挥作用有限。因此需要与其他媒介融合创新,协调乡村治理主体,建构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方能实现媒介善治。     

沟通城乡，搭建交流平台——关于农业电视栏目社会功能的思考

“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表述要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力度,电视媒介作为农村主要信息传播渠道、且对农民影响最大的媒介。从而在服务三农、协调城乡方面有着无以伦比的优越性,这对办好农业电视栏目奠定了充分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