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宗教诗学”概念的提出及思考

"中华宗教诗学"指几千年来以诗承传的中华根本性民族精神:忧患、知耻、奋进、慎思。这种宗教的根本性在于它既不同于佛教,亦不同于道教,与儒家道统亦有区别。而宗教诗学指士人把诗作作为他特殊的传导方式和批评方式,它应从先秦孔子"删诗之旨"即很成熟,此后各代均有自己变现,宋代士人又对之进行了内涵与方式的再完善。     

从南朝士人的素食观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融

蔬食是指粗粮和菜食,其本义是贫困的象征,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士人蔬食却具有孝道和德行的意义。南朝时期随着佛教逐渐融入中国社会,佛教的素食观逐渐对中国士人产生影响。士人蔬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加入了对佛教慈悲精神的遵循,甚至在关于死后的祭祀问题上,一些士人受佛教影响也主张用蔬果。这些都表明佛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一般的行为规范上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正是从这些一般的行为规范上我们才更能看出佛教渗入中国文化的深度。     

现代“士人”的建构与坚守——论赵树理潜在的儒家思想

赵树理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洗礼,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强烈的儒家思想价值姿态。尽管民间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等在其人格与创作中显著地表现出来,但儒家文化却在事实上以潜在的方式参与和影响着赵树理命运的起伏:从"文坛文学"到"文摊文学"是其入世思想的话语建构;从"方向"到"边缘"的过程亦是儒家士人思想精神与意识形态的一场角力。赵树理表现出的儒家思想并非是在凭吊古典儒家传统,其文化向度是指向现实与未来的,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论明代末年小说色情描写的结构模式

明代末期的小说色情描写所呈现出的“设心图淫、得逞贪欢、报应祸身”结构模式,是适应在明末特定政治形势下所形成的“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社会思潮而产生,并与当时士人的思想观念、社会地位以及一些特定文化需求相关至切;明末士人对“情”庄严而以“至情”出之,同时对“情”随便而以欣赏态度描写色情,这种对情的矛盾态度也直接影响了这一小说色情描写的结构模式;同时,这一结构模式还与当时社会生活实际、这一现实生活影响下的作家的小说功利观念、佛教对当时小说作家的结构思维影响有关.明代末期小说色情描写不仅于创作上形成了这样的结构模式,在当时一些小说评论和小说非情节因素中还表现出一定的理论上的自觉追求.对这一结构模式进行分析说明,可以见出与小说发展、小说思想发展有关的规律性表现或理论质素.     

顾恺之传神论与苏轼传神论比较分析

顾恺之首先明确提出"传神论","神"成为顾恺之绘画创作与品评的标准.对如何掌握描绘对象之神,顾恺之提出"迁想妙得"之法,还明确提出了传神则要"以形写神".苏轼的传神论是在顾恺之基础上的发展.     

范仲淹对宋初士人精神的影响

北宋建立之后,统治者实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使得士人政治地位提升。士人面临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又鉴于五代士风的消沉萎靡,因而大力提倡自我砥砺的人格精神,士人风貌开始转变,范仲淹是引起宋初士人风貌转变的标志性人物。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修养,不断完善个人操守,形成重名节、重人格的精神品质,并在仕宦实践中身体力行,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其言行对当时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特质,成为时人的精神楷模。     

唐君毅对佛教思想价值的肯定与认同

唐君毅对佛教思想持有一种肯定与认同的态度,因为从中国文化之创造和宗教精神之重建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佛教在消除人心灵苦痛烦恼方面有独特的作用,佛教是必不可少的文化资源;而他对佛教进行批评,实际上暗含着将佛教纳入儒家思维范畴的倾向,即佛教有助于人的德性成就,对社会伦理建设有所裨益.     

汉晋士人个体自觉与生命之累

汉晋之际,士人冲破礼教的束缚,个体进一步自觉。与士人个体自觉相同时的,是士人对于生命之累的特殊体验。此种生命之累,表现为生死之累、情累、所遇之累及物累等方面。对于生命之累的体验和面对,是理解汉晋文学、艺术及思想转变的重要视角。     

佛教哲理和王维山水诗的构境艺术

中国山水诗歌的产生和发展与佛教哲理有着不解之缘.作为美学范畴的意境浸润着传统的民族意识、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在意境说的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佛教哲理的影响.印度大乘佛教在汉民族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僧肇"般若"学体系,其"假有性空"说对王维诗歌的构境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     

宋人禽言诗中的兴、观、群、怨

理性思维指导下的宋代文人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出重"理"的倾向,即使是他们认为的游戏、谐趣之作_禽言诗,在其手中也大放异彩,创作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异常丰富,展现了深广的思想情感,体现出他们对儒家"兴、观、群、怨"诗教观的自觉接受与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