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呼唤农村成人教育——浅议政策变化与制度变迁对金湖成人教育的影响

一、建县五十多年金湖成人教育发展的简要回顾 江苏省金湖县是一个只有37万人口的小县,朴实勤劳的金湖人从1959年建县到目前已经走过了53个春秋。建县之初需首要解决的是农民教育问题,因为当时农民思想封建、闭塞,政治观念淡薄,文化程度较低,绝大多数是文盲。且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思想守旧,邻里关系僵化,社会治安恶化,以至于出现了“八大金刚、四大魔女”的怪胎,拦路劫道,扒手遍地。因此,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对农民进行扫盲,农民教育主要形式是办好农民夜校。     

我国公共政策规避现象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文章对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规避现象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政策规避的形成机制，提出了应对政策规避的策略和措施。     

我国教育督导政策的历史演进与变迁逻辑——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

教育督导在促进教育工作落实中发挥着监督和指导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督导政策的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恢复教育督导制度阶段、规范教育督导制度阶段、深化教育督导制度阶段、教育督导制度的精准化阶段。据多源流理论分析,问题源流是教育督导政策变迁的动力基础,不同阶段的教育督导工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构成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是教育督导政策变迁的良好环境,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群众情绪及公众舆论等构成政治源流;政策源流是教育督导政策变迁的合理依据,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构成政策源流。三条源流动态耦合,促进我国教育督导政策的变迁。为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应据以下方面进行改进:首先,增强问题意识,着力于督导问题的解决;其次,提升政治觉悟,引导教育督导制度的发展;最后,广泛吸纳建议,多方协力完善督导制度。     

教育政策创新解读: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

教育政策创新是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核心的公共管理部门,为适应教育政策环境的变化,以新的教育理念为指导,通过优化教育政策要素的组合形式,移植、调整与终结教育政策,以有效解决教育问题的一种重要的政策行为与过程。教育政策创新的必要性在于:适应教育政策环境,增强教育政策合法性的需要;适应教育政策主体认识的深化,解决现实教育问题的需要;适应公共教育利益的外延的变化,避免教育政策的滞后,实现教育和谐的需要。     

党的成人教育政策价值变迁与成人教育的发展

本文回顾了建党90年以来我国成人教育的改革发展,并以我党成立以来成人教育政策为视角,分析了成人教育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价值取向。我党从创立至解放战争时期的以社会为核心的成人教育政策;演进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注重社会与个人相统一的成人教育政策;再提升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坚持＂以人为本＂的成人教育政策。尽管不同时期党的成人教育政策价值追求有曲折也有反复,但总体上凸显出与时代接轨的特点。     

近五年我国农村成人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发展农村成人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党和政府对农村成人教育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本文对近五年党和政府制订的农村成人教育政策进行梳理,并结合现状尝试性提出展望。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变迁、政策环境及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经历了恢复与调整、快速发展和全面发展三个重要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到现在,政策环境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党和政府应对这些变化给予足够的重视,以此探索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有效路径.     

我国基础教育教研制度的变迁历程与演进逻辑——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教研制度,教研制度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基础教育教研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通过“教师带教”改造和建设一支符合新中国需要的教师队伍;通过“以教学为中心”的研究和管理恢复并规范教育教学秩序;通过“以校为本”的工作方式实现课程改革政策的实践和深化。在不同的阶段,教研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基本路径、扩散方式及其结果都有所不同。未来,我国基础教育教研制度的发展应进一步厘清教学研究的概念内涵,明确教研制度的政策指向,缩小政策决策与执行之间的分离。     

我国退役军人职业培训政策的变迁逻辑及未来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退役军人职业培训政策事关退役军人的"二次专业化"和我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是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命题。进入21世纪,我国退役军人职业培训政策历经初步探索期(2010年以前)、正式确立期(2010-2017年)以及深化改革期(2018年至今)三个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发现,退役军人职业培训政策的变迁深受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兵役人口与大学人口重叠以及社会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等深层结构的影响。政策变迁的动力主要源于政府职能转变、企业用工权确立以及职业院校的生源挑战等。为此,未来我国退役军人职业培训的政策目标应由"机会拓展"走向"质量提升",政策制定上校企等利益相关者应由"被动参与"走向"主动参与",应破解已有的路径依赖现象,实现新的制度均衡。     

借鉴美国农村成人教育经验 推动我国农村成人教育发展

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提高我国农民素质已成为当务之急,重视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     

当前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成人教育

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必然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是制约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瓶颈”,成人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有力保证。为此,要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提高农村全体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要积极开展已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进城务工农民的教育与培训。     

试论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与对策——基于对湖南省农村成人教育调查的思考

湖南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建立真正的小康社会,农民的教育问题是关键.农村成人教育在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面貌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任何工作都不能替代的.     

成人教育理论的变迁

文章就成人教育理论的研究视野所发生的变迁展开了探讨,既包括对行为学习理论、认知发展过程、成人教育法、自我导向学习和交替学习理论等内容的探讨,也囊括了对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及女权主义理论等视角的探讨。成人学习理论的建构过程是不断演进的;对于大量相关成人学习的方法究竟如何拓展了我们对相关现象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对我们的实践能起到怎样的指导作用等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     

我国异地高考制度变迁路径演进与创新——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我国异地高考制度演进可理解为一场变迁活动,是制度环境动态变化下制度供需不断调整、新的制度均衡逐渐形成的过程.同时,由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双重“锁定”,延缓着异地高考制度变迁进程.为此,作为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政府部门需承担相应职责,明晰责任划分与边限.总的来看,我国异地高考制度建设的路径创新取向应为: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制度供给取向,整体和均衡兼顾的制度变革取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制度运行取向.     

中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办学方向的视角

在加快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办学方向问题在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越发重要。研究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历程,挖掘其方向变迁,对当下的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不无借鉴意义。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的变化,为农与离农或明或暗地蕴含其中。每个阶段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影响中国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两个重要因素。在政策演变的过程中蕴含的不同主体、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等几组矛盾是决定中国农村职业教育为农与离农政策内在张力的重要因素。     

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变迁与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分析新中国建立以来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变迁的过程、机制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经历了政策探索、政策初创、政策规范、政策创新四个阶段,形成了涵盖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汉语国际推广、外国专家与外籍教师、国际科研合作和国际高等教育治理等八个主题的政策体系.制度环境、社会需求和教育规律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变迁方式呈现出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主辅共存、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相互调适的特点.新时期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政策需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坚持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扩大高质量发展政策供给;完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治理体系,增强民众参与政策话语权;直面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现实问题,营造良好的政策变迁环境.     

我国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趋向

我国农村要实现小康并向现代化迈进，就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农民素质。而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除加强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之外，主要任务将由成人教育承担。因此，探索新形势下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趋向，以更好地发挥成人教育的功能，已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一、进一步巩固扫盲成果 剩余文盲大部分居住在农村中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扫除一批，巩固一批，提高一批，把复盲率降到最低水平，是巩固扫盲成果的一项重要内容。扫盲达标后的地区要坚持机构不撤、经费不减、扫盲人…     

基于人力资源开发视角的农村成人教育刍论

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当前解决农村问题的主要途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完善的农村成人教育。论文在阐述农村成人教育意义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促进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一系列对策及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我国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经历了四个时期,分别为起步探索时期、蓬勃发展时期、规范建设时期和提质创新时期。促使该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为产业转型升级、政府职能调整以及主体发展需求等,由于受到高昂的构建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影响,该政策演变具有路径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