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种族与女性性别叙述中的“生活”与“生命”——以《月下小景》和《主妇》为个案

沈从文的小说《月下小景》与《主妇》可以代表其小说世界里“种族”与“女性”的两个题材,在“种族”与“女性”的叙述维度中,作者现实与文本隐含的“生活”与“生命”观多有抵牾,充满了潜在写作的无意识悖论.     

区域文化背景下女性生存状态的书写——梅娘小说与苏青小说研究

在沦陷区“言”与“不言”的环境中,南北女作家苏青与梅娘坚持书写女性,展示青年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通过对梅娘小说与苏青小说文本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在区域文化的背景下,南北女性呈现出不同的生存姿态.     

毛本《三国演义》“才与节合”的女性观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一批优秀的女性角色,毛纶、毛宗岗父子在对《三国演义》的评改中注意到了这些女性角色,并对她们有着较高的评价.毛氏父子所提出的“才与节合”的女性观,一方面正视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地位和意义,肯定了女性的才华和能力,另一方面对女子的“节”提出了直接而明确的要求.在这些评判的背后,既有明清鼎革的历史环境对文人思想的影响,也有其对于女性能力和地位的思考.     

“美女闹革命”:晚清小说“女革命者”形象考论

晚清小说中大量涌现“美女闹革命”的情节模式,塑造女革命者形象的手法雷同,充分反映了晚清文人对“女性”与“革命”的浪漫狂想,折射出时代风潮意图解放女性身体,但又对之加以“规训”的双重价值取向.晚清小说恣肆的革命女性臆想将女性身体置于尖锐的国族危机中,过多强调了身体国家化的面向,而脱离了人的解放取决于个体身体自由的本义,显然离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现代解放还有很远的距离.“美女闹革命”的模式也成为20世纪革命文学的滥觞.     

超越天花板的女性——我国“985”高校中的女性高层领导群像

女性担任大学校长及高层领导已屡见不鲜,许多女性走进大学的领导层,肩负起管理大学、促进大学建设与发展的重任.对我国“985计划”的39所高校的调查发现,在2013年,这些高校中共有42名女性高层领导.通过对其履历进行研究,总结出了我国“985”高校女性高层领导年龄偏大、学历与学术背景高、占领导人数比例低、以副职居多、以党委领导居多和以内部晋升为主的整体群像.继而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女性领导的作用,并分析了其处境的相关原因.     

女性的“自我救赎”——谈陈染的小说创作

陈染的小说创作,其扩大的意义也许在于,她要通过女性个人档案的建立,给一直在历史的尘埃中被湮没,失名乃至被扭曲的“女性”正名,让在历史的长河中,“失声”的女性,真正发出自己最个人的声音.这样看来,她就不仅仅是以“挑战者”的姿态,拓开了女性“个人话语”的空间,而且试图把写作变成个人在文明解体或价值失范时期完成女性“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陈染的创作为女性文学“开启了另一扇门”.     

小议《源氏物语》日本美学中女性的凄凉美形象

对日本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源氏物语”这部作品,它创作于11世纪,是一部长篇的写实体小说.这部小说的描写背景跨越了多个朝代,同时在作品中对多位女性的命运进行了描写,有人那中国的红楼梦与之比较,说两者有相似之处.因为在“源氏物语”中描写的女性也多位皇族和贵族,也有着生命轨迹的起伏变更,本文并不注重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从“源氏物语”中女性的命运变化来探索日本在11世纪对女性形象的观点以及日本美学角度上女性的形象塑造.     

日本的女性教育与“贤妻良母”观的形成

日本女性具有温柔、谦卑、顺从、忍耐、忠诚、坚毅、果敢的性格,是不折不扣的“贤妻良母”.这种“贤妻良母”型女性的形成,与日本的传统女性教育理念密切相关.在日本的教育传统中,女性教育的教育理想和目标就是使女子拥有强健的体魄、柔顺的性格和治家的本领,实际上就是培养“贤妻良母”.“贤妻良母”思想已经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水江文书所见清代苗族女性买卖土地契约的形制与特点——兼与徽州文书之比较

近年来,在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清水江文书,其中苗族女性参与或主导的土地买卖文书遗存极为丰赡.以之与徽州文书已有的研究成果试作比较,发现苗族女性买卖土地文书所呈现出来的形制与特点与徽州地区大致相同,即苗族女性的土地买卖文书在纸张选用、书写格式与汉字书写逻辑上,显示出其继承和吸收汉族契约文书基本“契式”的一面.而考“立契人”“产权来源”“出卖原因”“买主”“领价与署押”等契约要素与内容的具体表达,又与徽州文书多有不同之处,表现出了较强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之特点,尤其是女性买主更为徽州地区所绝少者,呈现了苗族女性具有较高社会地位与权利的历史事实.     

忠贞的悲歌

西方文学中丰富的女性形象浓缩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女性地位的变迁与女性人格的重塑,而回归文学发展的源头,女性的悲剧命运本质在以“忠贞”闻名的女性形象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的展现。本文便是试以佩涅罗佩与安德洛玛刻为例来分析“忠贞”作为男权社会中女性道德美德的核心的本质与影响,深刻挖掘女性命运在“忠贞”符号下的悲剧性实质。     

儒家视野下的“女性之礼”——以《礼记》为例

《礼记》是记录儒家礼仪规范的集大成者,书中设立了一套详细而又周备的封建社会等级秩序以及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其中对于女性的规范,即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女性之礼”在《礼记》中有详细的描述,这些礼仪规范主要是要求女性在儒家社会中如何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其实,《礼记》中这些要求女性在扮演不同角色时所应遵循的礼仪风俗规范是儒家思想中“男女有别”、“男主女从”、“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具体体现.     

当代文学史中的“女性”形象

女性形象是历代作家共同的创作资源.但由于受政治话语和男权话语的困扰,当代作家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很难进入本体论的范畴.通过对“男女都一样”性别遮蔽下的女性形象、“木棉”式的理想主义女性形象、“灵与肉”交融的自审者女性形象等人物形象的解析,可以梳理出当代女性创作题材中女性形象嬗变的过程及其嬗变的症候.     

论女性视域下的“香菱”悲剧

《红楼梦》塑造了众多独特而又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整部小说中第一个出现的女性人物香菱,生得模样齐整、性格温柔、娇憨天真,有着特殊的气韵.但在封建社会中,她不可避免地成了鲜活女性群体中的“应怜”者、男权传统藩篱束缚下的“隐形人”和封建社会“有命无运”的牺牲品.     

反抗女性美狄亚与霍小玉之形象分析

美狄亚与霍小玉是与传统女性相背离的另类女性形象:东西方文学中复仇的反抗女性.她们同处于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中,却显示了不同的人格层面:霍小玉是对人物“人格面”的艺术解说,而美狄亚则把人物的“阴暗面”发挥得淋漓尽致.两位反抗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差别更深刻地体现在人物个性及思想意识上.追根溯源,造成这种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差异的最深层原因就在于父权文化意识形态对作者创作不同程度的影响.     

解构"天使"颠覆"妖妇"——论《金陵十三钗》中的女性形象

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中塑造了一群独特的女性形象。首先,她以男性的视角描绘了“天使”与“妖妇”两种女性形象,然后又从女性自身的生理体验、情感体验、性格的发展等多个方面对男性眼中的“天使”与“妖妇”形象进行解构和颠覆,反映出女性在男权文化中形成的复杂性格,并对其所具有的主动性与独立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论严歌苓小说的女性叙事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无一例外都是处于极端环境中的弱女子,然而她们却以超越异性的强大生命力诠释着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女性”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唯一的焦点,而是与“民族”、“历史”相融合,在历史的大浪淘沙当中提炼出了她们最纯粹最单纯的内心.她塑造了一个个传奇的东方女性神话,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程度上严歌苓为弱者乃至弱势文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说话方式.     

哈莱姆的荣耀——“哈莱姆文艺复兴”中的左拉·尼尔·赫斯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整体的思想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引起了“新黑人”思潮的发端.以哈莱姆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黑人文艺运动,常常被称作“哈莱姆文艺复兴”或“新黑人运动”.新黑人们拥有鲜明的种族意识,对自己的黑人身份感到自豪.左拉·尼尔·赫斯顿就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升起的一颗明星.赫斯顿在创作中突破了当时美国社会中种族、阶级、性别等多重障碍,塑造了积极的黑人女性新形象,开创了黑人女性文学的先河.一些后起的黑人女性作家,如爱丽斯·沃克就把赫斯顿视为自己的“女性祖先”.赫斯顿对黑人作家创作立场的认识,对黑人女性自我的积极肯定,对南方文化艺术特征的真正传承,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构建新的男女性别文化观

女性长期来,包围在被自然化、合理化的社会性别文化语境中,为“自然”的女性,要低于为“文化”的男性。在这样一种社会群塑下,女性社会性别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女性以丢失“自我”为代价的必然归宿。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性别意识面临着一种新的启蒙,在“弱化”和“强化”的辩证互补下,将女性的性别自觉达到一个新高度,实现现代女性与男性同样“内外双修”的和谐的社会性别文化的平等理想。     

“三”“二拍”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简

在“三言”“二拍”中,沉睡了数千年的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了,首先,她们认识到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的“人的价值”,开始关注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她们突破了传统婚姻观中的门第观念,崭新的婚姻观突出了自由选择与两情相悦,冲击着传统的两性伦理秩序;再次,自由平等的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传统道德所宣扬的妇德、妇容、妇功等观念面临着挑战,这也为女性实现自由平等提供了可能.这一切都体现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女性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望与追求.     

从“三言”的媒妁形象管窥封建女性生活

冯梦龙的“三言”塑造了众多媒妁形象,尤以女性居多.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启蒙思想家的出现、“嫁娶用媒”的婚姻礼俗为女性提供了一些职业机会,并在职业过程中展示了封建女性的职业生活.尽管他们向众人昭示了女性特有的能力和才干,却得不到封建伦理现的认可.女性地位难以逃脱封建等级制的思想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