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部农村“数字鸿沟”研究--以安徽省、湖北省两村庄为例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也译为数码沟,借鉴学者祝建华的观点,数字鸿沟的概念为“社会各阶层之间在使用互联网上的差别”。①Attewell将“数字鸿沟”更为具体地划分为“一级鸿沟”和“二级鸿沟”。②通常情况下,我们也将其称为“接入沟”和“使用沟”。一级鸿沟指“电脑或互联网接入上存在的差距”,“二级鸿沟”指个人在互联网使用上存在的差距。     

元宇宙中的数字记忆：“虚拟数字人”的数字记忆产品设计思路

文章构建虚拟数字人的数字记忆概念模型——“记忆数字人”,设计其数字记忆产品框架,并从“个体记忆”“家族记忆”“场域记忆”“文化记忆”“交往记忆”5个部分设计虚拟数字人的数字记忆数据集。通过调研元宇宙社交平台和数字记忆产品现状,探讨基于个人数字记忆产品的设计与应用,包括进入元宇宙世界的个人数字身份认同、以个人为中心的交互体验产品。在这个频繁迁移的时代,该产品提供了一个构建个人数字记忆的信息架构,通过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映射建立个人数字记忆建构的虚实交互通道,在保持个人隐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展个体数字记忆的范围,在元宇宙中构建新的数字记忆图景。     

元宇宙中的数字记忆：“虚拟数字人”的数字记忆价值

元宇宙的诞生标志着虚拟世界从想象走向现实,人类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空间。作为现实世界的延伸和映射,“虚拟数字人”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生命形态的诞生。文章在虚拟数字人的数字记忆概念模型——“记忆数字人”的基础上,讨论元宇宙中“真人数字人”（也即真人“虚拟化身”）的数字记忆建构与数字身份认同和价值体系的建构问题。真人数字人是未来元宇宙世界中的行为主体,既具有现实世界真人的身份信息,也具有作为数字的虚拟化身可以不断更新和迭代的特征。当真人数字人相关的资源集和数据集在元宇宙中不断生长且作为其“数字记忆”被独立看待,并成为可保存、可追溯、可计算、可评价、可循证的对象时,真人数字人的数字身份也就完成了从“媒介”到“对象”的超越和转变,成为记忆数字人。尽管理想中元宇宙的世界里所记录的一切都可追溯,不可篡改,但实际上从源头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数字记忆的主体——人本身和社会就会对其进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建构。无论如何,在元宇宙全新的记忆图景中,真人数字人的数字记忆将成为人类在数字世界中获取新的数字身份认同的起点。     

韩国出版业的流通现状——书店千差万别

在韩国,书店行业“两极分化”严重：中小书店苦苦挣扎,大型书店却展开“巨型化”竞争。 （一）中小书店持续减少 据韩国书店组合联合会调查,截至2007年底,韩国全国的书店（相对于网络书店而言,即传统型书店）总共3589家,这个数字还包括了兼营文房四宝的书店。在3589家书店中,有2200家以销售杂志、单行本图书等一般出版物为主;有1389家以销售面向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的教科书、学习参考书和各种文具为主,这1389家书店因此又被称为“文具型书店”（见表1）。     

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研究——以内容产业评估指标为对象的探讨

1995年西方七国信息会议首次提出“数字内容产业”（digital content industry）的概念,200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正从一个有形的产品向一个高价值的无形物制造业转变。基于网络调研得知,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于数字内容产业的表述方式也不完全一致。从数字内容产业的边界、数字产业链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分析,进一步从产业环境、人力资源、企业、产品、市场、服务及产业链延伸等9个方面设计出一、二级评估指标,构建数字产业内容评估基本框架。     

元宇宙中的数字记忆:“虚拟数字人”的数字记忆概念模型及其应用场景北大核心

文章试图为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建立数字记忆概念模型和信息框架,包括“个体记忆”“家族记忆”“场域记忆”“文化记忆”“交往记忆”5个存在相互交叉互动关系的组成部分。称之为“记忆数字人”,目的是更好地彰显虚拟数字人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文化记忆机构在元宇宙中参与构建和长期保存“数字记忆”并支撑人文社科研究提供参考。文章调研虚拟数字人发展现状,分析元宇宙中记忆媒介演变,展望元宇宙中记忆机构职能和业务变革,探讨“记忆数字人”模型在元宇宙中对身份认同和价值体系构建的作用、如何支撑记忆机构的服务创新,以及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应用场景。     

重访劳动:数字时代劳动议题的再陌生化

随着对数字经济理解加深,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议题不断受到国内外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然而,数字劳工本身又是一个内涵与外延皆牵涉广泛的复杂包裹。当前许多相关研究的视野受限,存在对概念本身无节制地滥用。因此需要对数字劳工的理论渊源与现实应用进行梳理以厘清个中关系。此外,当前数字劳动存在概念的模糊与边界的矛盾性,其揭示了传统没有被纳入价值生产领域的受众劳动,但在解蔽的同时又遮蔽了“非物质”“免费”之外更为重要的雇佣劳动形式,故提倡以数字时代的劳动来作为总体性的概念。     

档案助讲独辟蹊径：城市记忆文明

央视“百家讲坛”的成功,为文化的大众传播创制了一个很好的“模例”。相比各地图书馆如火如荼举办的大型文化讲座,以档案界为主策划举办的文化讲座屈指可数。2004年,上海市档案馆在外滩新馆率先打出“东方讲坛”高端文化讲座的品牌;2007年3月,广东省档案馆推出了“岭南名人名家讲坛”（后易名“名人名家讲堂”）,被称为“城市第二课堂”,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     

数字文化10年研究：技术、日常生活与在地实践

数字转型是21世纪最深刻、最基本的变化。智能手机、社交网络等数字技术的更替交织催生新的文化方式与图景。本文以“媒介技术”为经,以“平台迭代”“日常生活”“数字青年”为纬,通过爬梳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概述2012年末至2022年末的10年数字文化研究。研究发现：在技术可供性的影响下,一系列超级数字平台的出现和更迭构建了融合互嵌的新场景,并带来了新的文化政治意涵;数字技术高度渗透于“休闲”与“劳动”的日常生活中,技术与文化的动态博弈形成独特的“圈子”与“仪式”、“亲密”与“鸿沟”、“情感”与“劳动”;中国语境下青年群体的“数字生活”,以网络流行语、粉丝文化等文化景观连接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研究认为：数字文化研究发轫于数字技术与当代社会的深度融合,以技术为主线的研究视角更新了传统文化研究的范畴,数字文化研究更多地整合了政治经济学视角。数字文化在走向融合的整体性路径中仍生动地体现了在地及个人的“过往和活生生的经验”。作为一个天然的跨学科接合领域,数字文化研究应更鲜活、有力、深入地介入当代社会研究。     

食物中的碳足迹

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也被称为碳指纹）,是指一个人,或一个产品或装置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所释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这个概念以“足迹”为喻,说明我们每个人都在天空不断增多的温室气体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出版物数字用法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统计表中的数值，如正负整数、小数、百分数、分数、比例等，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定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使用阿拉伯数字或是汉字数字，有的情形，如年月日、物理量、非物理量、代码、代号中的数字，     

数字转型重在使用者体验

后PC时代来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使用平板计算机、智能型手机接收信息,对此,城邦出版集团执行长何飞鹏认为,这是数字内容业者发展的机会,数字移动革命的趋势宛如大风吹游戏,“没有赶上这个时代的人就会被淘汰!”何飞鹏还指出,主管部门应重视台湾iOS系统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     

某些媒体的“愚蠢”与记者的“笨”

最近读到，有一个叫马特·里德利的人，在一篇文章中呵斥某些媒体和记者：“记者实在太笨”，“绝对不要低估媒体的愚蠢”。（见《海外文摘》２００２年１２期）作为在媒体工作过３０多年、名字曾被误认为是“阻假”（即“祖甲”的谐音）的笔者，初看这个批评，觉得有一点别扭、刺耳。令人惊讶的是，里德利竟是一种被称为“麦田怪圈”（也称“庄稼圈”）假象的制造者。里德利自称是“一个在银幕下制造‘天兆’的淘气鬼”。他的文章坦陈了这个英国人和他的妹婿一起造假的经历。在麦子快成熟的时候，他们用一根长钉扌契在麦田里，钉子上栓着绳…     

“新闻跟踪器”的启示

最近,关联社正式宣布,即将推出一个以跟踪其新闻报道在互联网上被转载及全部使用情况为目标的“新闻注册”系统（News Registry）。这种被称为“新闻跟踪器”的装置,正是美联社这个拥有全球超过1700家报纸以及5000家广播、电视合作伙伴的传媒老大,在多年饱受“羊儿免费吃草”之苦后,用来捍卫自己的网络新闻版权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致敬!布朗先生——以广播的名义

旨在探索数字时代广播特写创作与发展对策的《国际思想库：数字时代的广播特写》会议,于2012年1月27、28日在德国莱比锡召开。会议的发起人、主持人彼得·莱昂哈特·布朗（Peter Leonhard Braun）于会议闭幕当晚意外地被授予2012“阿克塞尔·埃格布莱许特荣誉奖”。这是被称为“广播特写之父”的布朗先生第二次获得终身成就奖。本文以此为契机介绍了他的主要成就和他对广播的贡献。     

11．科学基金会办公室2020年未来发展宣言书

到2020年,“数字图书馆”这一提法将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所有的图书馆将都会有数字馆藏。对于研究型图书馆来说,组成数字资源的基本要素将是为科学研究、工程研究以及教育提供基础的数字资源。图书馆被认为是文明基石的文献的储藏地已经有2000多年了。馆员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有文化的人,对如何查找感兴趣的材料提供指导,以及哪一个文献可被视为值得信赖的,哪个应该对其质疑。     

数字转型重在使用者体验

后PC时代来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使用平板计算机、智能型手机接收信息，对此，城邦出版集团执行长何飞鹏认为，这是数字内容业者发展的机会，数字移动革命的趋势宛如大风吹游戏，“没有赶上这个时代的人就会被淘汰!”何飞鹏还指出，主管部门应重视台湾iOS系统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     

“十四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促进数字包容路径探赜

数字社会建设、数字素养教育、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网络使用安全等背景是引领公共图书馆在“十四五”时期促进数字包容的宏观视角。“十三五”时期,公共图书馆在顶层设计、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开展数字包容相关活动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为公共图书馆“十四五”时期的数字包容实践提供了基础。“十四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促进数字包容的关键在于提升所有公民和不同群体公平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可以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公民数字素养、打造多样化的数字包容活动,建设以人为中心的智慧图书馆、加强与政府及其他机构的合作三个方面积极发挥社会服务的作用。     

农村居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参与的演变规律与发展逻辑

文章探究农村居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参与的演变态势,明确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发展的突破方向与重点任务,提升农村居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运用内容分析法重点剖析农村居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参与文献文本,把握其不同要素的演变脉络,进而探究农村居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参与的演变规律与发展趋势。农村居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参与的演变规律主要为行为视角的“普遍”中亦含“特殊”、过程视角的“变化”中亦有“不变”、结果视角的“积极”中亦存“消极”三种,同时蕴含着农村居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参与多元化需求逐渐得到满足、主体地位更加突出、获得感日益提高的发展逻辑。     

TOE框架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目的/意义]探索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驱动路径,旨在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的研究进展。[方法/过程]基于TOE分析框架,结合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特点与实践,提出理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差异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进行组态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1）任意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差异的必要条件。（2）技术设施建设、注意力分配、财政分权、公民外部需求和府际竞争是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提升的前因变量,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了组织型、环境型、组织-环境型和技术-组织-环境型四种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提升的组态模式。（3）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技术、组织、环境条件组态存在着5种潜在替代关系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