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绍熙府儒学碑考》释文校补

《宋代绍熙府儒学碑考》释文存在不少缺误,实因文字泐蚀、形近而误、不明典故、制度、点破语句等疏漏而致。本文立足碑拓,结合《全宋文》等相关历史文献正误补缺,分析误因,以使此材料得到有效利用。     

朱子所谓“四子”何指——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昨晚一个研究生发来电子邮件问学:"石老师:《近思录》后有朱子评语,‘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四子’是什么意思?是《四书》吗?没有标书名号,可见不是书名。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学者都说这句话中的‘四子’不是指《四书》,而是指宋代的周、张、二程四子。一个师兄告诉我,《哲学研究》有一篇文章说‘四子’并非是指《四书》,是说《近思录》是读周、张、二程之书的入门读物。记得     

沈有鼎研究《墨经》逻辑的方法探析

沈有鼎著的《墨经的逻辑学》对《墨经》研究方法独具特色。本文从沈有鼎的学术背景出发,对沈有鼎用比较研究方法、文本考辩与义理研究相结合、现代逻辑方法研究《墨经》进行了论述,并对沈有鼎研究《墨经》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分析。     

对宋代理学回归原点的反思——评姜锡东《〈近思录〉研究》

《近思录》是朱熹、吕祖谦编纂的一部理学入门教科书,该书作为对北宋“道学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著作的选辑,涉及治学、教学、处事、修身、齐家、治国等方面内容,是学习、研究宋代理学基本内容和框架体系的经典文献,被梁启超列为国学必读书之一。姜锡东教授《（近思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对《近思录》这部儒学名著做了忠于历史的细读和追寻现代意义的评析。姜教授对宋代理学回归原点的反思,对当下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在教育史研究中的价值

《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不仅是考察该地区历史沿革的第一手史料,亦是揭示本区域教育发展史的重要文献。文章在叙述宋、元和明代碑刻的同时,另还结合传世文献来进行研究,进而探讨中国古代科举和教育中的典型特色。     

宋代书会才人的君子观述略——以《醉翁谈录》和《绿窗新话》为视角

《醉翁谈录》和《绿窗新话》分别由宋代书会才人罗烨和皇都风月主人所作,是对前朝及当世小说进行摘选汇编和再创作后的文言话本小说集.二书虽以书写风月故事为主,但字里行间却体现了作者对君子之为的肯定和追求.因此,通过对《醉翁谈录》和《绿窗新话》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对宋代书会才人的君子观探知一二.     

一部新见迭出的宋代文章学研究专著——评马茂军的《宋代文章学》

马茂军先生的新著《宋代文章学》,理论新见迭出,考证成绩斐然,是一部代表了当前宋代文章学研究水平的一部力作.     

《午夜之子》的不可靠叙述研究

《午夜之子》以主人公萨利姆的视角回溯了印巴分裂、印度独立前后的社会图景。小说借助于不可靠叙述的方式,以“事实——事件轴”为立足点,与“价值——判断轴”“知识——感知轴”之间形成互动,在这一过程通过萨利姆对父辈及自我的追寻之旅揭示其面临的身份危机：一方面,萨利姆因父母身份的更替而导致自我身份不断变化,使得个体身份呈现“不确定性”,同时这种“不确定性”也隐喻了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印度人在精神上游移于两种文化之间,因而无法摆脱殖民文化带来的困扰;另一方面,萨利姆在独立后的印度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以致无从实现个体价值。最后,小说以萨利姆身体“分裂”作为其命运的结局,暗示霸权主义终将瓦解。     

一部研究宋代词汇的力作——评《〈名公书判清明集〉词汇研究》

《〈名公书判清明集〉词汇研究》一书研究重点突出,态度严谨,价值重大,且多有创新之处,诚为研究宋代词汇的一部力作。     

变译理论视域下《淮南子》文化专有项变译策略研究

译界对集道家之大成的《淮南子》关注不够,而其文化专有项作为汉语言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文化的“异质元素”,既是翻译难点,也是翻译初衷之所在。《淮南子》英译本尤其是新世纪之前的诸多节译本经梳理后,发现相关文化专有项翻译主要存在语义空缺、信息传达不明确、错译误译漏译等三类问题,理论上可运用变译理论的“增益”“减修”和“变异”策略应对。实践中,马绛在“增益”“减修”和“变异”三种翻译策略指导下灵活采用诸多手段翻译《淮南子》中的文化专有项,产生了翻译质量较高的译文。因此,基于变译之“策”灵活运用诸多手段翻译文化专有项,可有力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进而促进世界文化走向繁荣。     

从《士不遇赋》看董仲舒的理想人格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之一。《士不遇赋》深切抒发了董仲舒个人怀才不遇的悲凉心绪,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下普遍的不遇境况。从这篇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董仲舒"君子固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与志趣。这篇赋反映了时代变化,思想内容丰富,创造了新的体裁,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了高度成就。     

钱钟书“化境说”的创新意识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者对原作的“忠实”,忽视译者的创新。钱钟书的“化境说”则强调译者的创新意识。在钱钟书先生看来 ,译笔无妨出原著头地。“化境说”的创新意识首先表现在它对翻译的性质与任务的严格限定 ;其次是肯定译者的创造性 ,以“笔补造化”、“得意忘言”来揭示文学翻译的艺术规律。根据钱钟书先生的美学原则 ,造艺中人的能动作用直接影响译作的质量。译者忠实于原作并不是依样画葫芦 ,而是根据他个人的审美原则 ,对原作的内容与形式作出艺术的再创造。     

钱钟书“泼茶”说补证

本文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提出的“唐代已有沦茗”说进行了补证,通过对唐宋“泼茶”及苏轼兄弟“煎水不煎茶”等的考辨,认为中国古代瀹茶经过了唐代滥觞期、五代过渡期、宋代成熟期、明清繁荣期四个发展阶段。     

北宋兵制评议

从土地占有状况、阶级结构、技术条件三方面看,建立在中古田制基础之上的征兵制在北宋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取而代之的募兵制,这是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并对北宋一朝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过度诠释——论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之目的

董仲舒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表现了较强的主观性,这主要基于他解释之目的:其一,通过解释,董仲舒把《春秋》经传之义理论化、系统化;其二,通过解释,他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为其思想体系建立经典的根据;其三,通过解释,董仲舒论证了大一统皇权专制政治的合理性,且通经致用,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春秋》之义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问题。     

试析董仲舒"天人合一"学说的论证方式

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主要运用了类比论证的方式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及其论证方式折射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性特征。这种思维特征对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方式影响至深。     

苏轼军事思想与实践述论

苏轼不仅在学、书法、绘画等领域中具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对政治改革也具有极大的热情，曾经针对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提出过“丰财”、“强兵”、“择吏”等革新政治的主张。其中“强兵”主张充分地反映出他切时、务实的军事思想。苏轼不仅提出了改革时弊、增强国防力量的军事思想，而且在他出任地主官时，一直努力地实践着他的军事主张。对于巩固边防、稳定社会秩序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王维集整理本的三大缺憾

中华书局版《王维集校注》,从古籍整理的角度言,存在着较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其具有代表性者,乃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校勘青出于蓝而次于蓝;二是注释不尽人意者乃甚多;三是“附录”中将真作当伪诗以待。文章着眼于这三个方面进行了例说,并就其中的有关错误进行了订正,以供借鉴与使用是书者参考。     

从《郑伯克段于鄢》看《左传》的叙事特点

以《郑伯克段于鄢》为例,从情节、人物、环境三方面看《左传》的叙事特点。其叙事情节曲折、变化莫测,人物语言个性化,环境描写与叙事的谐调周密直接深刻的影响了后世小说。     

从《敦煌变文集》看"了"的用法

唐代是近代汉语词汇体系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敦煌文书是唐五代最重要的近代汉语研究资料。以《敦煌变文集》作为考察对象,发现唐五代时期,“了”主要出现在以下四种格式中：用于主语之后作谓语;置于前一个动词宾语之后作谓语;用于动词之后作补语;放在动词和宾语之间起帮助作用。通过分析“了”字在每一种句式中的特点和功能,得出结论：“了”字从动词逐步虚化为助词,且在唐五代末,助词“了”在口语中就已开始使用。